何祚庥：国家对中医投过大钱 但没有研究出成果
主持人：感谢付亚龙教授做的精彩报告！下面刘里远副教授作点评。
刘里远：经络可以被看到
刘里远：非常高兴来到政法大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确实如此。刚才听大家根据不同语言给的掌声可以感觉到自己今天进入了“虎穴”，任务很艰巨。
中医经络这些东西不是中医的，而是中国人的，是中华民族的东西，所以“中医兴亡人人有责”。
我出了《古典经络学与现代经络学》一书，认真把《黄帝内经》研究后，经络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气，一个是穴。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说血液是循环的。西方人最初不知道血液是循环的，中国的这个概念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国家，后到西方。
动物是按照线路长出来，先从线路长出来，这个线路与我们的经络线路高度一致，这非常奇妙。人的皮肤都有毛，但毛和其它地方线路不一样，在末梢以网状分布。
大家有三种方法可以看见所谓的经络：一是把皮肤取下来；二是把毛剃干净，然后长出来；三是挤成环状，因相互压缩而看得见。
回到气功，上大学时我就在练气功，晚上一练精力很充沛，两个月、三个月就打通了，气功是三条线都通了是很好的状态。
西医可以让人活到70岁，如果中医加西医可以让人活到90岁，如果中医西医加气功可以活到120岁，我觉得气功真是一个好东西。我先讲这些，谢谢！
何祚庥：国家对中医投过大钱 但没有研究出成果
主持人：感谢刘老师！下面有请何祚庥院士，大家欢迎！
何祚庥：我想首先问一下开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政法学院，是上面请你们研究一下中医政策或者立法是否是对的，还是纯粹想研究这个问题？
主持人：我们搞法律的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从来不认为只有上面让我们研究什么我们才研究什么，研究什么是我们的权利，喊什么专业也是我们的自由。
何祚庥：首先我评述一下你们的方针，想研究政策的话，中西医要不要结合？现在请的人全是中医，没有西医，何祚庥不是西医，我是理论物理学家，可见在指思想上有偏颇。所以我说请人有偏颇，如果是上面叫你干的话，可能要体会上面的意思。假定是独立的，你应该多听各方面意见。
中医是唯心辩证法 把辨症改成辩证是忽悠
说一下我对中医问题的基本观点：中医治病有两大方法论——辩证施治，整体思维。从科学方法角度来说辨别症状然后实施治疗完全是正确的思维模式，各种疾病千差万别，连患者患什么病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谈不上对症下药，中医的“辨证施治”有一个原因，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讲究调查研究，讲究望闻问切，当然这个望闻问切有局限性，这是例外。但从精神上讲还是主张调查研究。
另外，中医所标榜的整体思维我不敢恭维，中医经常批评西医的思维模式，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能看到人的整体，因此认为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更科学的、系统的，提倡全面的看问题，这当然是中医的高明之处。为了突出中医的思维模式更符合于辩证法的思维模式，在解放后很多中医典籍里，把中国古书上写的“辨证”改成“辩证”，这是历史的史实。 这样一改就有非常大的差别，“辨”是做调查研究的，“辩”是讲究用辩证手法指导医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曾有一位老中医跑去跟周总理说“我们中医的辩证法的辨证施治。”但中医讲的“辨证”不是辩证法的“辩证”。这几年我们进行了批评，教科书又偷偷改回“辨”。“辨”与“辩”两个思维不一样，辩证法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法律的解释是在不同的追问当中前进，所以我主张争论，“辩”是唯物论，这两个概念不一样。所以说中医从来讲究“辩证”思维是牵强附会。
1951年—1954年我在科学卫生处，这一段偷偷改“辩证法”的故事我是清楚的。需要澄清的是，一改以后发生什么问题？中医所推崇的整体思维和人们所提倡的唯物辩证法完全不同，唯物辩证法的确要从事物的全面联系和变化发展看问题，但唯物辩证法还有一条，即具体的分析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不能笼统。在研究某个具体事物问题时，一定要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探讨清楚，同时还要从全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可以把“把握”称之为“整体思维”，但这种“整体思维”是在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基础上的事物。中医再三批评西医还原论，说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整体事物。但不能把辩证法当中“全面的看问题发展”的基础给丢了。不过把基础丢的也有，比如中医是唯心辩证法，不讲基础。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从事实出发，从具体事物的具体情况出发，所以中医界偷偷把“辨”改成“辩”完全是一个忽悠，忽悠中国共产党。
问题是中医所讲的“整体思维”只是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语言，什么阴啊，阳啊，虚啊，实啊，水啊，火啊，就此开方下药，这个病人的疾病究竟所在何处不能诊断清楚，没有一个科学诊断就说这是什么病，典型思维就是中医说中医最善于治疑难杂症，“疑”弄不清楚就善于治疗了，这完全是瞎碰。本来是辨别的“辨”，现在变成辩证的“辩”。
主持人：您刚才说中医讲辩证法是来忽悠共产党，那为什么当年没有忽悠国民党？问题是否在于共产党只允许辩证法存在，而不容许那个“辨证法”存在？也就是说在当时背景下我们被迫使“辨证法”迎合了共产主义的“辩证法”。“辨证法”换成“辩证法”事实是存在的，但你不能断定是中医忽悠共产党，可以说是一种学术自由的氛围不存在。
何祚庥：我回答一下，国民党是反对辩证法的，所以中医界不会拿“辩证”这两个字去忽悠国民党。共产党喜欢辩证法，在我年轻时都用过辩证法，所以普中老先生跟周总理讲“中医最讲辩证法”，“辩”改成辩论的“辩”。
首先我要讲一个观点，中医能不能治病，什么叫做疗效？疗效要有科学定义，不是病人说我好了就好了，也不是说病人说病没好就没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付亚龙：我来跟你说一下什么叫疗效，疗效判定的重要标准是辨人的症状。
何祚庥：疗效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刚刚付亚龙先生所讲的一些话，他所治疗的心血管有疗效，别人讲给的中药有疗效，但他讲的案例当中对象都是架了支架的，做了冠心病手术的，你的疗效是否全部代表还是你一家的疗效、两家合流的结果？在证明疗效上你的标准不科学。您讲的疗效当中，包括做了支架手术在内的患者，是你中医一家的疗效？是否包括西医在内？
付亚龙：包括。
何祚庥：但你刚才没讲。(现场观众：讲了)
何祚庥：我从来没说西医100%能治疗，但他讲的疗效给人印象好像是中药多么不得了，其实中医西医都有自己的作用。
说中医有疗效没有数据支撑
下面我谈一下疗效的问题，要确切治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有大量统计，有对比，有双盲。付先生讲的疗效，我没有看到数据。我认为付先生讲的疗效真理不成立。我说中医疗效不怎么样有根据，第一，有统计数故，一位先生说中国有优越条件的皇室，在道光时期未成年的死亡率是45%，到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也就是清末下降到34%，民国时代死亡率是10%，解放以后是0，这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人口死亡率上的贡献。这是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的话。
为什么解放前死亡率高，解放以后死亡率低？我个人参加过一件事，解放以后我在科学卫生处时，卫生部找到我们这些跑腿的人进行知识的推广建设。当时卫生部要一笔钱推广新法建设，最后卫生部报告拿下来，领导进行讨论，觉得后期要的钱太少了，给加钱。以致于至此以后中国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那究竟是中医的功劳还是西医的功劳？请大家作结论。
至于争议的问题，有一些人说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请注意“科学”这个概念是西方传过来的，说中医另外一套标准是科学的，那对不起，这是自己人在那儿歪曲西医概念，西医传来，科学方法也传来，科学评价的标准也来了，不能用他们的科学评价体系，我们当然说是不科学的。一定要推翻评价体系，但又说你是科学的，这在逻辑上不严密。
我坚持用三个“大量”：大量统计、对比、还有双盲，为什么非要双盲？因为有的改结论，心理作用靠不住，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国内发表了很多中医研究文章在国外得不到承认，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三条标准不满足或者满足得很马虎，所以国外重复你的实验重复不出来，因为你不满足标准。这件事牵涉到判断是否科学的标准，也就是说你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和经验不一样，经验是“我感觉怎么样”，实践是要这三条。
国家对中医投过大钱 但没有研究出成果
至于经络，我个人不是医学家，但我在科学卫生处碰到过一个朝鲜人，他用解剖发现了经络，《人民日报》整版登，觉得是重大科学成就。后来找了一些科学家做实验、做解剖，解剖不出来。当时中朝友好，若在《人民日报》上大肆批评人家是伪科学不行，所以有政治上的考虑，由此就算了，内部发一个简报就完事了。至于有没有经络，1985年搞科技体制改革，科技部拿出一笔钱支持中国十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每一个问题给5000万，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经络。当时十个问题九个通过了，这个投票否决，因为科学理念、出发点不同，所以评审专家就没有同意这个话题，最后是个人裁决给了一些钱。那时用的方法证明经络存在的实验比刚刚刘先生讲的方法精明得多，也多得多，但仍得不出结论。
所以付亚龙先生说没有给过钱，这是不对的，给过大钱。中医有没有吹大牛？典型的是针灸治疗麻醉，请了尼克松去看，中央也去去看，但最后证明还是弄虚作假。我讲完了，谢谢。
主持人：何老师从历史角度讨论，第一曾给中医界一大笔钱，研究过经络，方法科学，但没有研究出来；第二中医可以麻醉，这是一个骗局。
何祚庥：各位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事情，得提前走，各位有什么意见，批评何祚庥的，尽管敞开说，我不在，你们更有力说，我不会介意，当然欢迎何兵教授反馈给我。谢谢大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