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公众对于环保认知的提升也使众多环境事件成为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回顾小时候也会有黄沙天气、大雾天气，但那时大家会觉得今天天气真是不好，而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危机，政府干了什么，相应的组织有什么样的行为。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对于环境需求和认知不可避免的会提升。

　　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环境政策里很重要的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它的形状为倒U型的，横轴讲的是经济发展，换句话说可以理解为收入，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纵轴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破坏，或者环境危害的程度。这个曲线数学化了一个大家想得通的道理，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不可避免，最初一段时间，随着经济发展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一定会越来越厉害。我们走过了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已经认识到工业化进程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时，如果大家不去东部地区看，而是去江西或者更西部的地区去，大家依然把工业发展、污染置于环境保护之上，这是经济发展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大家现在看非洲，数据显示也是同样的趋势。但这个曲线告诉我们不用太悲观的在于有一个转折点，计算基本是在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左右时(北京市现在处在这样的阶段)会发生这样一个转折。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对环境的认知会达到一个新高，愿意牺牲经济发展的寸步换取更好的环境。这时科技的提升，包括胡老师讲的更为严格的环境立法以及执法在这个阶段都会有所显现，那我们的空气、环境可能会有更好的完善。

　　以发达国家为例，比如美国、欧盟大部分国家、日本已经过了这样一个曲线，他们的环境在逐渐改善。现在的公众认知正聚集在最后向转折点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所以我们会更多认识到同周围同环境相关的事件，希望把环境和经济发展做一个更好的平衡。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危机、认识到危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于危机怎么应对？分成两部分：一是短期的应对，二是长期的应对。对于短期的应对我们叫做危机处理或者危机管理。对于长期的应对我们叫环境治理。

　　就短期而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有相当多的老师做危机管理部分研究和教学工作，对于危机处理有相当多的理论，有诸多对于危机分类方法和处理方法，我向大家分享的是对于短期危机应对中处理的必要要素，要素有很多，比如说卓越的领导力，这是在危机状况中我们是否能够体现政府镇定处理问题的方式。昨天李克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处理方案的意见就受到了一些好评，他果断地站出来积极做回应，实际是一种领导力的表现。可能还有其它方案。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对于信息的释放和对于信息源提供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在危机出来的过程中信息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谁掌握信息？谁来发布信息？这样的信息发布是否及时有利？是否能够解释大家的一些困惑？这是在所有危机处理中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非常简单地梳理了一下这次产生雾霾天气北京市环保局相关信息发布的事件，从预警开始有一个消息告诉大家可能有这样一个恶劣天气产生，但那时大家不一定会想象是这样的图象。所以从13日、14日开始北京环保局每天会有一个新闻通报会，逐渐发表一些信息，比如现在的污染情况到达了什么样，大概的污染源是什么样的，决定关闭多少家企业，决定多少家企业减少、生产以降低百分之多少的污染量。所以逐渐有一些信息公布。通过其它途径，比如学者、微博这样的大众媒体有诸多相关信息的发布，所以信息很多。这时候的关键点为谁是正确的信息源。昨天我看了《焦点访谈》，记者随机在街上随访了若干公众：你知道PM2.5是什么？大概有多半公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跟污染有关吧？”给我的感觉是大家基本知道这件事，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想一下发布什么样的信息是公众理解的信息。如果不知道PM2.5数值是什么含义的人，告诉他今天PM2.5是900多意义就不大。相反告诉他PM2.5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能有什么样的疾病产生，PM2.5继续上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信息的具体化和信息面对轻重不同的便易，实际是政府要做的工作。这方面美国有众多基于实证的研究，研究政府若一股脑的把原始数据提供给公众，数据对公众的影响力非常低。如果把数据转化成跟公众理解的形式，比如把污染转化成跟这个地方的房价有关，如果房价常年比较低，那污染比较厉害，比如有的地方十年房价不涨会有问题，如果把污染转换化成一种形式，对公众的理解非常有帮助。所以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怎么提供信息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这次我知道的信息能够找到，例如根据重度污染物应急方案，这是北京市去年根据重度污染提请的应急法案，把污染分成重度污染、非常严重的污染、特别严重的污染，有不同应急方案。提到有一部分公交减行，哪些公共汽车路线应该减行？怎么样才能保证居民生活不受巨大影响下减排减少，相关方案我没有看到。具体应该由哪些部门设计公交减行的执行方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告诉公众，怎么引导公共交通的结构和变化。我认为有法律或者有规定是一件好事，像胡老师说的，具体执行中有具体的实操的问题，这需要更多时间磨合、精确的整理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信息政府应该提供给大家，即每一个公民在这样的环境下贡献什么样的力量。这次雾霾天气覆盖范围非常大，北京市有相关举措，其它地方有其它举措，比如济南市就硬性规定所有车都应该单双号限行，基本减少了一半的量，这是国家的规定。但是否可以有一个倡议：请大家减少出行，如果出行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一些其它方法，如果自调室温，是否可以将室温调到21度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在危机管理应对的措施里，政府作为信息源的方式里有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于长期环境的治理。为什么叫“治理”？不叫“管制”也不叫“政策”？治理是一个多于政府的概念，治理讲的是社会各个主体需要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中，如果讲治理，企业、公民、媒体、研究人员都在里面，范围更广。我们认为环境不只是政府、企业的事情，它关乎每个人，每个人可以在里面各司其责，政府只是统筹安排的角色。如果讲长期治理，实际是把危机推前，不是等到事情出来后才去应对，而是把危机转化成风险，风险管理。我们有众多的外界诱因，众多的内部消费结构问题，所以环境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风险也非常高，希望能够通过降低风险尽量少看到可怕的雾霾天气。

　　回应一下胡老师提到的环境立法，胡老师讲得非常好非常精辟，关于中央和地方、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博弈，我补充一小点。在整个环保的执行过程中，促成环境治理顺利进行有三个因素：一是有一个清晰问题。大家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个清晰问题。

　　第二有政治上的支持，广义上的，不仅是领导、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媒体认为它是重要的，公众认为它是重要的，学者认为它是重要的，这都是有利的支持。政治支持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展示和表达。关于环境治理我们基本已经达成支持的共识，但其中有诸多体制，比如汽车尾气排放的标准，特别是柴油方面的标准，更加严格的排放对企业利益有损失，但对环境有好处，这需要双方博弈，怎么能够达成共识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才能推进。

　　第三，有了政治支持和清晰问题，更需要一个合理、明晰的解决方案，大家都认为环境问题非常重要，但不知道怎么做，无论是从立法角度还是其它角度来讲依然不能执行下去，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把这样的法律执行问题偏移化，或者做另外的解读。就像我们有时候做低碳建设，希望城市做低碳发展：低谈工业的发展，太阳能产业、风能产业，加了低碳的名字，但又发展了经济，有一个偏向的解读方式。

　　从公共政策理论来讲，希望能有一个多元化的解决方式，立法非常重要。从上到下强制执行，包括设计的指标，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规制，这是我们解决方案的一种，实际上是政府更为强制参与的一种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建议和推广的是其它方案，比如更为市场化的方案，或者是基于市场信息化的方案。简单来讲，比如说信息化的方案，我们在整个公民认知提升过程中，每天发布PM2.5数据，定期将这种数据做详细解读，提供大量的研究信息说明。刚才主持人提出我们到底因为雾霾有多少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不知道怎么算。实际国际上有很多方式，可以同去年同样日期阶段的死亡人数做比较，可以和前几年类似天气情况下的死亡人数做比较，用大量的信息方式告诉大家这样的天气造成多大的危害，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公众教育。这个做后有可能在具体解决方案上有所突破。

　　另外一个可能是市场化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一直使用限号的方式来控制交通量，现在讨论拥堵费问题。如果把二环算作一个拥堵地区，那么任何人开车希望进入二环都需要交额外的费用。这种做法伦敦已经开始做，伦敦有不同的拥堵圈，到伦敦正中心要交相当高的费用。日本也是如此，他们有非常昂贵的高速公路费，虽然伦敦、东京跟北京的私家车拥有量差不多，但北京比它们要堵。我们觉得多样性的手段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希望在长期的治理方面有更多的方案，也不希望今天这样的讨论更为频繁的发生，虽然跟大家交流意见非常愉快，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戴老师的发言，周老师是从中国政治认知各方面来讲，胡老师从法律角度讲，戴老师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让我们知道公民怎么参与，连死了人的数字都不知道，如果北京公布一下死了多少人效果可能立马就出来了。另外李总理发了话，说明他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般公民怎么发挥作用？让我们有请达尔问的荣燕同学发言，他们是最早一批关注中国空气污染的公民，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现在还没有看出来特别大的效果，但大家都知道在屋里多躲两天，死亡率会下降一点，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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