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欧阳晨雨
我们期待更多类似个案进入司法程序，摩擦出一个个问号，在法律修缮和司法改革中逐一拉直，不断推动《精神卫生法》进步。
年末岁尾，一则法院立案的消息，终结了《精神卫生法》有法无诉的局面。上海男子徐为（化名）10年前被家人强制送往一家精神病康复医院，想要出院却屡屡被监护人和医院拒绝。为重获自由之身，徐为将医院和监护人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12月20日，法院终于通知其立案成功。
恰如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新鲜名称的出现，给人们观念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在这场看似寻常的起诉和立案过程中，一个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精神病人”，能够摇身一变成为法庭原告，尽管尚无诉讼结果，但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法治胜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法治精神，在《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中熠熠生辉。
法院选择立案，既是徐为的个人胜利，也是《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胜利。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正是这部酝酿历程长达27年的法律助力，“被精神病”等问题才乍现解决之曙光；也正因为该法第82条规定精神障碍者享有诉权，为住院病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条司法救济的管道，成为“上海病人”徐为起诉得以受理的法律前提。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部法律与人们的满心期待，仍有一定距离。之前，有民间调查报告认为，《精神卫生法》存有监护人权利过大、诉权缺乏保障、医生解释权过大、社工服务被忽略、心理服务被限制、支持性体系不足、歧视无法避免等“七不足”，特别是过多过大依赖监护人制度等问题。
从徐为案看，这名上海男人被监护人强送精神病医院后，多年被限制人身自由，尽管自认早就恢复健康，甚至8年前就在医院谈了女友，但没有监护人同意，始终难以飞越“无形之墙”。尽管《精神卫生法》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但对于类似徐为的情况，就只剩下司法救济一条道路。
可令人遗憾的是，法院依法受理之路亦不平坦。早在今年5月6日，徐为便已委托律师起诉，但直到7个多月后，才等来了法院立案消息。既然已经有了国家法律支持，为什么却迟迟未能立案？我们期待更多类似个案进入司法程序，摩擦出一个个问号，在法律修缮和司法改革中逐一拉直，不断推动《精神卫生法》进步。
（原标题：《精神卫生法》仍需更多司法砥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