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对于刚刚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官员再行任命，且从一个部门的“二把手”调任另一部门的“一把手”，其中有无违规和失当之处，显然还须进一步责任倒查。
因一顿饭公款消费8840元，郑州长兴路办事处主任陈增林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个月后，陈增林调任惠济区城市执法局局长。在媒体监督下，受处分的官员目前调离原岗位，并于1月17日被免去了相关职务。
这事若放在以前，可能不会引起舆论如此关注。与那些挑战公众神经的“官员复出”相比，顶多只能算是“小巫”。自去年以来，中央就官员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禁令”，从“八项规定”到反“四风”，措辞之强烈、措施之详尽、查处之雷厉，为近年来所罕见。一开始，有些官员仍“作壁上观”，对“严禁”“严查”不屑一顾。陈增林有今日这样的结局，只能怨自己低估了中央从严治吏的力度和决心。
也要看到，在道道禁令砍向官员的“隐性福利”时，官僚体系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禁令背后的规避、虚置等“小动作”不断，“收起尾巴”等待风声过后的思想依然存在。要想让官员头脑中的幻想彻底破灭，将从严治吏的行政化措施演变成制度化惯例，就必须从责任倒查着手，用严格、具体、明确的责任链条，对每一级官员进行责任化管控，最终将公权力限定在责任的规范之中。
严明的责任制乃是依法
治吏的要义，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关键就在于实现行为与责任的必然关联。现代官僚系统乃科层制，需要层层负责，这决定了责任链条中的每一档都不能断裂。就郑州陈增林事件而言，当初对其加以处分，本是责任实现的必然结果。但随后的调任，则彻底抵消了这一责任后果。与诸多“官员神奇复出”一样，官员承担责任的方式如果不能对其仕途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还能“带病提拔”，那么再严厉的问责也将变得毫无用处。
从责任实现的层面看，当地重新免去陈增林的职务，意味着当初的任命有问题。对于刚刚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官员再行任命，且从一个部门的“二把手”调任另一部门的“一把手”，其中有无违规和失当之处，显然还须进一步责任倒查。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加入了“裸官不得提拔”、“被问责干部两年内不得升职”等内容。从个案引申开来，无论是条例的良好落实，还是其他各项禁令普遍持久的实施，都必须在每一个问责的环节上锱铢必较，不留任何“空子”。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一环扣一环的责任链条，真正将权力“关”起来。
相关报道见今天15版
(原标题：官员“带病升迁”须责任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