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 陈文桐
进入2014年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否“破6”成为热议话题。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具体数字。人民币汇率问题，可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高估还是低估，二是汇率将会升值还是贬值。前者是一个价值估测，后者是一个趋势判断；低估了未必就涨，高估了也未必会跌，两者不是一回事。
笔者的观察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头10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上是被低估，但是中国对升值持抗拒态度；到如今，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甚至高估的位置，但是中国却拒绝贬值。这个态度的转变，反应的既是领导集体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也是中国发展阶段所面临问题的变化。
先说低估和高估问题。一个直观的体验是，十几年前中国人出国，都是大皮箱里边连牙刷电饭锅都带上，因为国外的东西太贵。如今再出国，基本都是带一个小包，回国前会在商场买两个皮箱，装满各类商品，从电子产品到服装鞋帽和药品，去美国尤其如此。从商品和资产价格看，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路内贬外升，土地和房产价格大涨，租金和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持续上涨过程。按照一价原理，人民币已然高估了。再看外贸，我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曾一度达到10%左右，2013年顺差近2600亿美元，虽然绝对量仍然巨大，但占GDP比例降到2.8%，属于国际上公认的正常区间。而且考虑到其中有不少顺差其实是套息交易假冒的贸易顺差，那么人民币被低估的判断显然不再成立。
再来说说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汇率的态度出现从拒绝升值到拒绝贬值的重大变化。刚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来自底层民众的就业压力。2005年汇改，决策者在“自主、渐进、可控”的思想下把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搞成“光滑的弧线”。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行业的就业压力。决策者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具有可预测性，就是为了照顾出口工业签单的便利。
到了今天，就业难的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大学生，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变成了招工难和环境资源约束，也就是说，低端制造业带来的好处(就业)赶不上代价(对国内要素的占用)。所以，人民币升值的国内顾虑就小了。事实上，笔者在东南沿海调研发现，大多数民营出口制造企业都表示，每年小幅升值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增加自动化设备、提高效率、节省人工等方式得以消化。
仔细观察2013年的人民币中间价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央行在努力引导人民币汇率稳步向上走。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三中全会所体现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来看，若要把市场的活力释放出来，就要把那些人为按在低位的基础性价格，比如水、电、交运、医疗等恢复市场定价。其好处在于捋顺各类价格关系，释放新的需求和投资，但是缺点是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之下，如果能用人民币的升值带来的通缩效应，以缓解国内价格改革的通胀效应，那可谓一石二鸟。▲(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