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有题为《四川刘汉兄弟以“血路”敛财，遇“贵人”后发迹》的报道说，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21项罪名被检方提起公诉。此案中共有9宗命案，其中5人是遭枪杀。刘汉一面在房地产、矿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合法经营，坐拥400亿资产，一面掌控一个杀气腾腾的黑手党式的贪腐、犯罪网络。以刘汉为典型的官商勾结、涉黑经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的一个现实案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腐败呢？
“腐败”(corruption)的原意是“彻底崩坏”，在哲学和神学里一般是指精神或道德因偏离某种“理想”状况而污秽和不纯洁。今天，我们把贪污受贿、沉溺酒色视为腐败，也是相对于某种“道德纯洁”理想而言的。但是，17世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提出过两个对“腐败”更为根本的见解。
首先，腐败是重新退化到一种野蛮无序的自然状态中去。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权势欲是人类共有的普遍意向。人在自然状态中，常常受到自己内心无止境欲望的驱使，从而人的激情常常凌驾于理性之上而不能自已。如果没有公共权力来约束和规范这种自然状态，必然导致听由丛林法则支配的仇恨、争斗和弱肉强食。这种战争状态使产业无法稳定，“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每个人都像一只孤独的野兽那样行动，只受求生和自我满足这两种基本冲动支配，不受道德约束。自然状态是一个人性恶的败坏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彼此之间的争斗原因不外乎三种：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是为了求利，第二种是为了安全，第三种是为了求名誉。霍布斯相信人性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公共权力的缺失使得最具权力和金钱势力，手段最毒辣、最卑鄙的那些个人有机会最快进入自然状态，最迅速地借腐败之力而在所有这三种争斗中成为全胜、通吃的赢家。“红色商人”刘汉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赢家。
霍布斯对腐败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见解是，任何腐败的行为后面，都存在着某种“认知腐败”(cognitive corruption)。认知腐败指的是由于思维扭曲、心态变异、逻辑混乱而造成的一种观念上的败坏。我们今天深受其害并痛恨的一切腐败都是从某种认知的扭曲和谬误开始的，也是由某种错误和有害的观念所支持的。这些观念因为看上去很“合理”，所以有极大的欺骗性。霍布斯所关注的认知腐败观包括了理智、欲望、思考、教育、观念灌输等一系列因素，因此，“认知”也就可以理解为几乎所有与政治和社会有关的观念。
从公共权力的“公共”要求来看，认知腐败还包括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说什么是真理就是真理、把匪首当英雄来看待，把帮规当原则来信奉、恣意压制异见，甚至明目张胆地反对人类已有的公共价值共识。认知腐败使人陷入一种“意义的无政府状态”，重要的公共政治价值观念(如民主、宪政、法治、人权)被武断强梁地肆意歪曲，结果是———用政治学家坦嫩鲍姆(Donald Tannenbaum )和舒尔兹(David Schulz)的话来说———“政治词汇一片混乱，因为没有权威来宣告正确的定义是什么”。从认知腐败来看待“腐败”，比只是把腐败局限于金钱、女色的贪污腐化或者杀人越货、强奸偷窃的罪恶行径，要更能触及腐败发生的认识和制度本源。
霍布斯所说的公共权力虽然重要，但它本身并不能保证就能遏制或消除腐败，公共权力是可以成为腐败的监督者，但是，谁又是监督者的监督者呢？早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罗马诗人和作家尤维诺(D . J. Juvenal，55～127)就提出了“谁来把守守卫者”(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的问题。只有能有效对抗监督者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监督监督者。美国著名历史教授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Haskell)说：“在缺乏对抗力量的情况下，所有的人类组织都可能会退化为乡村俱乐部和兄弟会。”针对这种退化趋势，就个体而言，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有意接受与之抗衡的价值。
这种退化其实是一种向“自然状态”的退化。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都应该是公民们用共同价值来奠定的共同体。一旦它失去了这样的价值基础，它便开始向某种“自然”的血缘或类血缘关系退化，这可以是血缘上的“某二代”，也可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利益均沾的“哥们”、“同志”或“自己人”。铁哥们制度犒劳效力，回报输诚，是金钱、物质、女色腐败的主要原因。人类的所有制度都可能出现腐败，但是，制度性的铁哥们腐败却是可以防备的，也是必须避免的，一个盗贼可能盗走一个金库，而一帮铁哥们却可能盗走整个国家。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原标题：徐贲专栏：“铁哥们”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