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付瑞生
成都以房养老第一人最近后悔了让人唏嘘不已。2012年10月,时年79岁的他与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签订协议,由社区出钱出力帮钟大爷养老,大爷百年之后,把自己的房子赠送给社区。然而,记者近日回访,钟大爷却说自己后悔了。
钟大爷第一个吃螃蟹勇气可嘉,至于现在后悔了,大家也不必看笑话。这一情况并不让人意外。虽然社区方面也有一番道理,钟大爷有一番说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归都是在钱的问题上打口水官司。譬如,大爷抱怨,没用到社区的钱,自己的钱也难支取,社区则说,大爷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余钱看病安葬都不够用。我想,双方可能都说的是实情,但是公众很难避免“以房骗老”的猜想。
说来,作为第一人,的确跑得快了点。社区主导的以房养老有点像“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双方为了博一个彩头,忽视了现实的可行性,都有责任。如专家所说,以房养老是一门生意,主体是金融机构,是养老的补充,社区不应参与进来。社区只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没有那么多钱,可能无法兑现承诺,国家也无相关管理规定,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保障∩见,社区以房养老,不是骗与被骗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上岗证”的问题。
当然从上海哈尔滨等地试点看,即使有“上岗证”的机构也举步维艰。问题还是钱的官司,只是这个官司是更深层次的矛盾。矛盾难以调和之处是,一部分人想要的是保障,一部分人想要的是生意。与成都以房养老第一人遭遇的困境一样,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老年人都想只赚不赔越多越好。金融机构担心寿命延长养老成本提高、70年产权到期、子女继承权等等一系列问题。至于老人,也并非完全能够利益最大化,譬如房价飙升原有养老合同金额缩水之时,难免有吃亏的抱怨。
以房养老,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生意”。养老这一最不应该成为生意的生意,多方纠结非常正常。老人面临养老的纠结,正折射出国家遭遇成长的烦恼。也就是说,在一个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国度,盲目照搬西方健全养老体系下的生意,的确要冒很大的风险。当然这不是说养老不需要引入市场化的活水,而是要先把基础设施疏通修好,这样才能形成健康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并且,有些改革碰得头破血流也不要紧,但是有些改革,譬如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需要更加稳妥和稳健。年轻人拍拍尘土再上路,老年人很难承受实验失败的代价。
以房养老是社保体系的“补充”,这一“补充”要发挥作用,还需要先把被补充部分——公共养老体系的窟窿先补上。
(原标题:推广以房养老,请先打好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