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宇宽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书中采访了中国很多底层老百姓，比如上访、维权者。客观地讲，我接触过这些人，包括这本书里面描写的这些人的状况，很多人是偏执狂。这些人的偏执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他们努力的方向是钻牛角尖。比如他们在村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讲退一步海阔天空，又何必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呢？而他们为了这一件事情，可以百折不回，几十次上百次地跑到北京上访，从县到市、到省，一步步上访，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且他们能够一遍一遍地跟别人重复自己的遭遇，非常执着。作为旁观者看来，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值当的，何必要让自己成为那样呢？但是，他们就执着于这样的意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有点像堂·吉诃德和风车作战的那种执着。
他们一遍遍地和别人讲他们对于公平的追求，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我非常敬佩的案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他和人讲话的神态、眼镜片后面发射出的真诚的光彩，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偏执狂。当年他作为一名北大的老师，小日子过得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他能够以那样的毅力在北京五道口一带，遇到电线杆就贴小广告，见到人就一遍一遍地重复他从绝望的穷山中劈出一块宝石的信念。他的毅力和他宣传自己观点的感染力，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和上访的、维权的那些人是一样的，但是俞敏洪把毅力和偏执的精神用在了英语培训上，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番事业，而那些维权的人，在现在的中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和损失。
前段时间我和学术界的人交流，发现中国近几年有两个专业领域在国际学术上发展得特别快，一个是生物科学，一个是材料科学。原来在国际一流的期刊上很难有中国学者的文章，而最近这些年，从一开始有个别几篇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发表的文章，到后来有些华人学者被请回国内教书，越来越多的华人文章出现在每一期的国际期刊上。
我理解材料科学和生物科学非常枯燥、是让人很难坚持下来的一门学科。比如诺贝尔奖里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需要的是天才的想像力；而有一些发明，比如居里夫人，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实验，为了发一篇论文要废寝忘食，要跟自己较劲，是非常枯燥的过程。有时候是需要跟得上前沿的文献，有时候是比谁更加勤劳。同样一个实验，也许国际上有几个实验室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你能够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带着一批研究生努力地做，抢先把这个实验成果做出来发表了，这个成果就是你的了。中国学者成批地在材料和生物学科方面，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看来，与中国人的偏执、勤奋，遇到一个目标能够忍受枯燥的努力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也让我想起富士康的生产模式，枯燥的企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在中国，包括前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生存的空间。在我看来，这是长期的东亚生产方式对人的训练，是对枯燥的忍耐和勤奋的自我挑战的能力发挥了作用。把这种能力发挥在打工上，能成就出富士康这样劳动密集的企业；发挥在创业领域，可能就会成为像俞敏洪这样成功的创业者，成就一些非常著名的企业；发挥在科学领域，就会成就出一批国际前沿的学者。
英特尔创造人安迪·格鲁夫曾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一个民族就如同一个品牌，需要独立的信仰和哲学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执不是和常规格格不入，而是一种把常规推向极致的认真、坚韧、百折不回精神。这些维权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也许他们像神经病一样，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怜的形象，但是，对这方面不懈的追求，未来也许会把这个国家的公平和正义推到一个世界领先的高度。
（原标题：郭宇宽专栏：偏执的民族大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