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不可避免地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议话题。先是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表示，空气污染是目前最大的民生问题；然后，科技部向媒体通报雾霾治理科技工作情况时表示，京津冀地区雾霾天气是内外因叠加的结果；同时，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称，国外经验表明雾霾治理需要30年左右，“我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当大气污染已成最大的民生问题，此时再来看科技部对雾霾治理时间的预测，就难免五味杂陈。纵然，30年时间不长，也足够成长起来一代人；纵然，马司长称中国治霾可能不需要30年，但其言下之意也不会太短。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走的，其实还是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表明，雾霾可治，但是治理基本都需要数十年时间。

　　当然，时代在发展，对于雾霾治理的种种现代手段都在提升。客观说来，国外的经验并非是绝对的参考标杆。不过作为事实，治理雾霾的确会是一场持久战。道理很简单：雾霾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形成过程中也糅杂了不少复杂成因，甚至还存在一些利益纠葛。所以即便有再多的焦虑，也必须承认，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系统性治理，才能让早已蔓延中国多地雾霾随风而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治理时间其实也并非雾霾问题的最关键处。

　　这次，职能部门对治霾时间的表态，这亦可解读为与民间应和的公共焦虑。事实上，对于此种情绪我们并不陌生。年初有报道称，北京市领导与中央签订责任状：如果无法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则“提头来见”。将治霾行动纳入法定动作，给控制污染附加上严厉的问责与行政追究，这成为了多地区的主动作为。在去年底中组部出台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新规中，也明确提出：“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治霾的压力日益加大，可是为何还没有带来看得见的效果？为何也没能给社会情绪集体减压？

　　除了治霾任务本身的艰巨性之外，笔者以为，最关键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长效的治霾制度安排还没有形成。雾霾早已经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正因如此，对其的治理就需要整体统筹。从法定责任、制度安排到资金的具体调配，无不需要顶层制度设计。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而这一点更需要宏观指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顶层安排还需加速。

　　另一方面，具体到地方政府层面，尽管不少地方早已起而行，但它们之中的不少又陷入到“运动式治理”的陷阱中。这样的治理往往是一阵风，要么是流于污染罚单的浅表形式，要么干脆就是为了展示政绩。如何以明确的约束限制来保证地方治霾行动的落实，这需要更强有力的权力规范与问责制度。

　　或许，对于每名国人来说，治理雾霾依旧“30年太久只争朝夕”。但缩短治霾时间，只能建立在坚定的决心和强劲的制度推进上。别对科技部的治霾时间表态进行过多的口水解读，还请理性地看到治霾问题后更大的难题。

　　(王聃，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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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聃：治理雾霾30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