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
29日，有报道称，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省管干部的调整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调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对此，舆论在点赞叫好的同时，也在呼吁对这些老婆、孩子移居国(境)外、只身一人在国内的官员进行彻查。
“裸官”在我国已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引起“上下”关注，虽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足见其严重而普遍。“裸官”非“贪官”，但可能是“贪官”的“胚胎”和“后备军”。能贪就贪、能捞就捞，一有风吹草动，就开溜偷逃，其政治忠诚何在？国家认同谁信？
普遍之象，必有其发生的普遍之理。“裸官”何以能在政治生活中暗藏并蔓延，人性贪欲只是根源之一，更根本的原由还在于“制度性漏洞”而导致的“制度性无知”，具体有三：
“裸官”有多少？全国的副处级以上干部中，现有“裸官”有多少？地域分布如何？官职分布如何？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如何？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现在网上流传的“裸官”有118万的数字，还是专家个人估算的1995年—2005年的“老数据”。
“裸官”的变动情况如何？从开放国门起始，从“裸官”暗起至今，“裸官”发生的原因各异，人员结构变动起伏，每年新增多少？老婆、孩子什么时候移居的国外？为什么未能掌握“裸官”的行踪？为什么“裸官”出逃后我们才“恍然若知”？
“裸官”的财产状况如何？财产、甚至是远远高于自家收入的财产，才是“裸官”能“裸”的根本。没有钱，连自家门都出不去，焉能“出国”？为什么“裸官”有巨额财产，而我们一无所知？为什么财产转移境外，而我们无法监控？没有实时的跟踪式监控，没有银行转移资产的真凭实据，我们如何能知道“裸官”们向境外转移了多少财产？
2014年1月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六种情形人员不列入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裸官”。为什么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还会出现“制度性三不知”？
其中的关键是，防止“裸官”和“贪官”的制度规定，必须进一步完善配套，必须进一步落实到位，必须进一步公开透明。一靠制度，二靠法治，用周密的制度机制和充足的动力机制，实时和动态跟踪干部和官员的任职、家庭和财产状况。进一步加强公共媒体和广大民众的监督力量，形成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强大合力，以制度之网和人民之力，真正做到对“裸官”的现状、动态和财产的“全过程”的“制度性三知”。
此次广东省委从制度监督的基础做起，对全省“裸官”进行全面的普查和职位调整，是做到“制度性三知”的持久工程，用制度和法治来保证对“裸官”的可知、可控、可公开，值得在经验上加以总结，在制度上向全国推广。▲(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