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家卫计委主办的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已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很快公布。与上述论坛遥相呼应，同期在上海举行的“上海2040战略专题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说，中国城市发展出现贵族化倾向，使得大城市容纳流动人口的低成本空间越来越缺乏，人口流动、定居门槛越来越高。(7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很多超大城市，既缺乏容纳流动人口的空间，也缺乏留住外来人才的引力。本质上，这种繁荣模式，需要高密度的资本投入，以及极殷实的消费力基础，方能得以维系。于此，很多人乐意将之冠以“贵族化”标签，指责其生活成本高昂、对平民缺乏友好……这种种责难也许有理，但必须厘清的是，所谓城镇化同样是一个城市分层的过程。
责难“大城市的贵族化”，并不能为城镇化进程提供多少创见。甚至，在此笼统表述下，公众会忽略不同城市之间本就存在的定位差别和功能区分。事实上，新阶段的城镇化中，小城镇、小城市，才是承纳“农民变市民”的主要载体。新近通过的差别化落户政策，恰是基于此种考量……时至今日，我们必须适应，在大城市之外为“问题”寻找答案。毕竟，流动人口的归宿，从不一定要在已近饱和的庞大都市中。
所以，大城市的贵族化倾向，其关键症结并不是“难以容纳外来人口”，而在于其赖以生存的资源倾斜和财政支持，蚕食了中小城镇发展的基石。若按照理所当然的逻辑，大城市在被“支持”多年之后，理应具备更强的自我造血功能；而中小城市，则要在资源分配初始，就被更多纳入政策视野考量——未来城镇化的走向，取决于不同级别城镇之间的再平衡。
(原标题：消解“贵族化”，有赖城镇间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