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波
现今的中国知识界，应当自觉担负起这样的重任：摆脱惟西方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建构中国知识。
要完成这样的重任，首先要直面中国现实。不仅要直面人口多、资源相对贫乏、城乡差距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基本国情，还要直面诸如普通民众往往“以吏为师”，或是遇到纠纷时不打官司、更愿私下调解等特殊国民文化心理。由此在探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路径时，就不能盲从西方模式，而是要因时、因地制宜地探寻适合自身的做法和体制。
其次要珍视中国经验。中国的发展成就本身即蕴含着成功的历史经验，破除以西方为准绳的思维定势，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及实效性即充分显现出来。民主是好东西，但民主绝非只有“西方式民主”。一人一票的西方竞选式民主看似人人平等，但却难免产生被利益裹挟、短视和虚假的民意。
在中国实践中产生的“群众路线”，是民主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在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过程中，“群众路线”完成民意的沟通及群众对行政的监督，避免了竞选式民主常常在发展中国家引发的社会动荡及族群对立。作为中国经验的“群众路线”，和人们熟知的“人民代表”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一样，为发展中国家探寻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党指挥枪”同样是中国实践中生成的珍贵历史经验。迷信西方模式万能的人，以为“军队国家化”是唯一正确且永恒不变标准的人，自然难以理解这一中国经验的独创性及历史合理性。事实上，“军队国家化”是政权形式的一种，“党指挥枪”亦是政权形式的一种，二者是否合理，要看在实践中是否有效。
20世纪初期中国照搬西方“宪政”模式，以为这样就“民主”了，但事实却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党指挥枪”，就是在克服这种历史乱象中摸索出来的中国经验。几十年来，“党指挥枪”的政权形式，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党的执政地位，也保障了国家发展道路的持续稳定。而在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军队国家化”的西方模式，得到的结果却是国家为将军们打工，所谓“民主”显得极其虚弱和虚幻，埃及和泰国，就是最近的示范。
以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知识，更需弘扬中国精神。逾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追求独立富强的团结奋斗中，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面对各种明里暗里的封锁，中华民族由“自力更生”走向“自主创新”，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展现出无穷无尽的民族自新能力。尤需注意的是，中国持之以恒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为暂时处于低潮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具体经验。
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建构中国知识，就是要把生成于中国实践中的经验、体制和理念，自主自信地升华为在学理上与西方知识并行、在实践中与西方模式竞争抗衡的价值体系及中国学说。这是中华民族在走向富强的历史实践中，探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文明模式，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