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忠亮
《环球时报》讨论本土版亨廷顿的培养问题，是“钱学森之问”的延伸和深化，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个世界级大学者的产生，天资悟性、勤奋努力之外，还应该具备多种条件——他必须具有扎实严谨的学风，一步一个脚印，甘于用苦工夫、慢工夫、长工夫去积累知识、培育学养和提纯见解，拒绝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蔑视速成式成果，不走捷径、不取巧功，更不屑抄袭别人；他必须有良好的个人操守，能够抵抗名利场上的各种诱惑，在喧嚣纷闹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清醒和干净，珍视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品牌，不因利害关系改变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能够拒绝利益集团的收买；他必须有超越单位意志和领导偏好的独立品格，坚持学术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坚持选择研究方向、确定研究课题、提出个人观点、发表个人成果的严肃性，拒绝“表态学术”、“风向学术”。
用这种常识性的标准检视我们的学术研究队伍、衡量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情势也许不太乐观。我们的成果按数量计的确世界一流，但其中有多少是注水、趋时、起哄的作品，早已不是秘密。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产生个把大学者没有问题，但要成批地、可持续地产生世界级学者，难度很大。培养本土牌的亨廷顿，必须走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幻像，直面学术“繁荣”背后的严峻现实，从基础性条件入手，逐步积累建设性能量。
从个人层面来看，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以老实、诚信、严谨为取向，重塑学术研究的价值观。中国学者不缺聪明，缺的是规矩、规范，我们还没有形成以抄袭剽窃为耻辱、避之唯恐不及的学术伦理，对于精神领域的这种偷窃行为，总是温情脉脉地给予理解和宽容，因为大家都彼此彼此，宽容别人就是宽容自己。对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文化缺陷，必须用重拳予以调整。此外，对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小当大的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和学术欺诈行为，不能再姑息下去；对霸占课题、资金、版面等资源、阻塞年轻人创新和上升空间的学术割据和学术垄断行为，也不能一再听之任之。
从社会方面来看，应该着力破解行政部门主导、重数量轻质量的学术评价体系，围绕谁来评价、评价什么、以何评价、如何评价四个问题，反思和改进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不少单位多年以来都是让不懂学术的人制定学术规则、主持学术评价，评价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利益交换、门派缠斗和妥协，也并不鲜见。
成熟完善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也应该包括一个不评价机制。特定意义上，不作为就是最好的作为，不评价就是最好的评价。不必过高估计评奖、评优的作用，其积极意义实际上未必有那么大，消极意义却不小，它往往会成为一种不良导向，引导大家不顾一切地朝着论文数量、课题项目狂奔。当我们对学术成果评不了、评不好、评不准或者评得再好大家也不认可的时候，就不如不评。通常情况下，好成果是不会被埋没的，市场会发现，用户会发现，受众会发现，评价部门不必担心。▲(作者是军事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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