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
香港“占中”运动至今已经满月。有评论指，北京未能事先洞察香港政情民意。这一批评或有失公允，但并非毫无道理。从系列涉疆恐袭事件到当下香港街头抗争，事实证明，要有效应对非传统威胁、满足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我国情报系统急需升级换代。
首先，我国急需建立跨部门的情报协调机制。“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指出，情报机构间缺乏交流是未能阻止事件发生的主因之一。为汲取美国教训，我国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国家情报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情报工作。但有学者称，不到生死存亡关头，部门利益很难让位于国家利益。此言不虚。“9·11”事件13年后，美国会众议院才通过法案，决定设立统管全国15个情报单位的国家情报局长职位。
2006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谈到反恐时说，“长期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依赖于战略传播”。何谓战略传播？在我看来，就是情报作业、政策制定与执行、传播作业的三位一体化。战略传播要求所有国家权力部门协调一致，要求官(军、警)民深度融合。根据近期披露的数据推算，美国与反恐、安全、情报相关的私人机构数量是政府相关机构的3倍多。我国的官(军、警)民融合理念与模式应与时俱进，相关融合亟待大力推进。
第二，我国需赋予情报机构新职能。我国的对外传播人员往往不在“现场”，仅靠第二手信息无法深刻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加之缺乏科学制导，理念陈旧、手段落后，其“影响力行动”难免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所以，我国应考虑赋予情报部门以特定条件下的“环境塑造”职能。
反恐是思想战，极端意识形态是战略重心。法国反叛乱专家大卫·格鲁拉总结出了反叛乱四法则：民众的支持对反叛乱者和叛乱者都是必要的，支持是通过活跃的少数人获得的，民众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努力之强度与手段之广度都是必要的。有专家指，反恐需要至少80%的政治战与20%的武力战。依据国际惯例，处于反恐一线的军情系统应享有开展非军事行动的权力。
第三，更新情报作业理念。当下，我国急需纠正重战术情报、轻战略情报的倾向。反恐战本质上是心智战，那么如何打赢心智战？美国国防部军力转型办公室前主任亚瑟·塞伯罗斯基指出，“对敌人及其文化与社会的理解，可能比了解其战斗序列更为重要”。
第四，推动情报流程再造。建立数据库是信息时代情报作业的必然趋势，其优势有二：避免重复作业，有效降低成本；便于甄别验证、补充完善。总之，数据库既是情报组装流水线，也是情报甄别与分享平台。与此对照，我国还要求“情报要素齐全”，理念之陈旧令人扼腕。
近悉，我国拟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令人振奋。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探索，也是国防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笔者相信，在中央矢志“反腐”“整党”“强军”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情报体制改革的时机已渐趋成熟。▲(作者是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