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国家的人，不必为我操心，国家怎么可能不管我？”报道引述的这句话颇为醒目。
从“抗震小英雄”到诈骗嫌犯，他用了6年，这个人叫雷楚年。最近这个青年的人生经历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昨天的《华西都市报》详细报道了汶川地震后雷楚年的生活变迁，为读者呈现了他“内心的虚荣与失衡”的过程，种种迹象表明，雷楚年不仅被外界视为英雄，他本人也早沉溺于这种荣誉不可自拔。
6年前的那次地震，雷楚年在全国民众的聚焦下脱颖而出。他当初的所作所为当然值得褒奖，不过需要说明的事实是，像雷楚年这样参与救灾的人其实并不少，政府部门在救灾结束后也给予了相应的荣誉。从媒体的角度看，关注灾区中的这种好人好事是灾难报道的一部分，而称其为“英雄”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话语便利，就其本意而言，其实并没有价值拔高方面的动机；而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看，对雷楚年的嘉奖则充满了各种看得见的荣誉。
“我是国家的人，不必为我操心，国家怎么可能不管我？”报道引述的这句话颇为醒目。
在灾难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今天，他的这番表白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6年时间过去，这个“小英雄”还在消费当初的荣誉，而政府部门或许早已忘却这个人物，雷楚年对英雄身份的价值想象，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幻觉在起作用。如今他沦为嫌犯，这样的遭遇并不会影响他6年前义举的价值，深谙人性复杂性的人们反而会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英雄”，除了英雄的光环，还有着卑微、世故的一面。这是个体经验，问题在于，雷楚年的心态变迁并非纯粹个人脾性影响的结果，外界过去的过度加冕强化了他对英雄的身份认同，也是他此后对这一身份产生价值想象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有着英雄叙事的传统，无论是时代产生的英雄还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各朝各代的史书都充斥了对他们的礼赞。如今世无英雄，却不乏好人好事，人们带着英雄情结看待这类现象，英雄的门槛在降低，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在沉睡，更不能就此认定时代在倒退，恰恰相反，英雄下凡，对普通人的加冕，更证明时代在进步，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构建公共生活，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下“英雄”的形象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大，民众没必要俯首膜拜，公民意识觉醒意味着，他们当中的多数都有着成为“英雄”的潜力。
雷楚年是国家的弃儿吗？当然不是，就严肃意义上而言，他所收获的荣誉含金量有限，国家从来没有给予他任何实质的承诺，当那场灾难淡出人们视线，他的公共价值也就慢慢缩水。雷楚年高估了自己的影响，接下来的司法裁决，“小英雄”身份可能会为他赢得一定的宽容空间，但他确实该从“国家的人”的幻觉中走出来了。
（原标题：[短评]“抗震小英雄”亟须走出“国家的人”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