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鹏 纪沛然
受香港“占中”事件影响，一股唱衰香港的“弃港论”甚嚣尘上，认为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香港之于大陆发展的历史地位必然下降，甚至提出香港会跌出中国一线城市序列。事实上，这种论调既不理性，也不客观。无论我们接受与否，香港的独特地位都不会消失，甚至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无可取代。
香港施行的是“一国两制”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但香港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它独特的“普通法”司法体系，以及对中国大陆无可取代的中西律法与制度的“衔接”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对中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乃是在一个成长中的中华法系大家庭、而今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体家门口，放置了一个西方普通法的“接驳站”，这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加速交流、吸引外部投资以及消化吸收外部制度文明的重要因素。
香港沿袭了英美普通法系传统的司法制度，是其相对于内地城市最显著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其保持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的坚实基础，也为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提供了可靠保障。再结合简单的税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优点，使香港成为了国际商界最偏好的公司设立地之一。
诚然，随着内地城市的不断发展，其在诸多方面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但由《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制度下，香港所保留的普通法法系相对于内地所采取的大陆法系的衔接功能不会改变。直到今天，尽管大陆已十分开放，政策环境良好，但是对于外部尤其是欧美投资者来说，大陆的法律仍然让他们比较陌生，无论从风险控制还是交易成本，选择在香港注册公司，进而进军中国大陆，成为不二选择。
香港的法律“接驳站”和特殊政策地位，也使它成为理想的商贸纠纷解决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选择在香港发起诉讼或提请仲裁。这就使得内地的企业能更好地通过香港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无论是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还是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香港作为法律事务衔接的“桥梁”和“接驳站”作用，短期内不可替代。
香港既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法务系统的“接驳站”，也是制度文明的“接驳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治理形式。香港高效的城市管理、先进的大厦公契体系等现代城市治理经验，堪称世界级模范，尤其值得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其他地区借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香港擅长以各类法定机构实施行政治理、管理华人社会的做法，大陆方面也有广大借鉴空间。
今天，一面是以“占中”为代表的香港现阶段不稳定因素，一面是中国的超速崛起，在现有格局中，如果香港持续不稳定，实际上是废除了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接驳站”，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要保持国家良好的发展格局，务必控制情绪，秉持客观认知，通过理性务实改革突破香港困局，服务中国崛起大局。▲(作者分别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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