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昨天在“占中”核心区金钟执行清场，清场过程总体上顺利、和平。一些顽固人士选择被警方拘捕，但他们未做反抗。这不意味着激进学生与极端反对派针对政改方案的对抗行动结束了，但昨天的清场结果也显示，香港守住了最后的法治底线。
发生颜色革命需要有社会内部的一些不满，有反对派改变社会基本政治规则的野心，还需要有西方的鼓动和支持。这些条件在香港似乎都具备了，但“占中”还是让人感觉有些重大因素与埃及、乌克兰的情况不同。它们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还是香港连着中国内地，强大的中央政府决不会向香港极端反对势力让步。中央的这一决心成为香港局势的支柱。
街头政治如今很容易侵入一个社会，并让该社会的一部分人上瘾。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部分人持有不同政见，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极其细致、艰苦的努力，没有达到西方自由选举标准的社会里从来都有一些人认为，在政治层面做大手术是最管用的。
“革命”的诱惑还在于，它能临时打乱使人有些压抑的社会日常秩序，让一些厌倦了常态的人有了通过社会动荡改善自己境况的幻想。要求社会所有成员都深信革命是高成本的、而且老百姓是终极埋单者，是困难的。
香港部分市民相信无限制的民主就能解决香港社会的种种难题，这同他们对无民主可言港英时代的怀念是矛盾的。促使“占中”发生的原因十分混乱，认为可以准确、有针对性地解决香港每一个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个陷阱。
香港需要系统性发展。中央做不到把香港像孩子一样抱在怀里喂奶，针对它的每一声啼哭进行哄劝。中央对香港的最大保障是为它的大方向把舵，不让它因为某个具体原因进入整体颠覆性状态。香港要比中国内地大都市更加自立，更富有竞争的野性，它不应指望来自中央无穷无尽的承诺。
不断有人争论，为避免发生颜色革命，解决内部问题和防止外部势力颠覆哪个更重要。从道理上说，内因显然是决定性的。但这一思维同样不能极端化。
第一，社会在每个阶段都有当时的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可以“完成”的任务。解决问题是否成功有两个关键的参照系，一是横向比较不同社会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二是一个社会解决问题速度和公众期待之间的关系。
就中国内地社会来说，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跑赢了与其他国家在解决问题上的竞赛，但在很多时候输给了公众期待的更快增长。少数人脱离现实的要求也常能得到互联网舆论的支持，反映的恰是这种失衡。
第二，坚决反对以街头政治方式改造社会，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之一。一方面该原则的公众支持度很高，另一方面不断有一些人和力量试图侵蚀它、使之打折扣。中国主流社会就此态度的坚定性实际不断面临考验。
要让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长期远离动荡和混乱，这是比保持中国快速发展难度更高的奇迹。在中国社会的深处，对如何保持政治稳定经常有不同看法，围绕这一核心观点的多样性形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部分模糊地带。
中国需要通过改革实现解决问题能力的不断升级，但舆论也要对公众不合理预期的发生承担一定责任。此外，国家反对街头政治的态度应不断扩展为全社会的坚定共识。这三个条件恐怕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的长治久安需要这样的“三足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