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
法律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就存在裁量和博弈的空间。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是在公民与国家讨价还价的博弈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错案纠正后，备受关注的自然是国家赔偿和责任倒查了。近日，念斌案在这两方面都有新动向：念斌日前正式控告8年前办理投毒案民警，福建省检察院已受理；同时念斌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数额为1532万余元人民币，包括100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念斌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它是以“疑罪从无”的原则纠正，而不是找到了真凶。正因为如此，念斌此前被再度列为“嫌疑人”，在社会上也饱受怀疑。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念斌尚未完全“洗清嫌疑”，此时追责和赔偿是否操之过急？这样的认知依旧延续了有罪推定思维，忽略了念斌被宣告无罪后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救济。因此，念斌案彻底的纠错，必须清算落后的观念思维，将国家赔偿和责任倒查进行到底。
与责任倒查相比，公共舆论可能更关注千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国家赔偿法》修改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以来，有关抚慰金的计算标准一直争议不断，当事人提出的数额与最终法院裁判的数额往往相隔甚远。最高法在经过近年的司法实践，于今年7月底出台专门意见，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据此，10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无疑远远超标。
对此，念斌的代理律师心知肚明，为何还要如此“漫天要价”呢？除了期望突破上述意见中“原则上”的规定之外，背后更要凸显出我国国家赔偿的“短板”。《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种日平均工资的计算标准，虽然备受业界诟病，但由于立法规定明确，司法实践中很难被突破；而法律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就存在裁量和博弈的空间。
此前在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中，各种名目的生活困难补助费，很大程度上旨在弥补侵犯人身自由赔偿标准的不足。精神损害抚慰金入法，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生活补助的道义功能。但恰恰在精神损害的赔偿功能上，现行的司法标准存在“短板”。像念斌4次被宣告死刑，历时2935天，“鬼门关前来回数次”，这加诸精神上的伤害可能远超过单纯人身自由上的限制。目前保守的标准，无疑构成给精神损害抚慰的“天花板”，与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精神权益的价值追求不相符。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是在公民与国家讨价还价的博弈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着眼于人的精神权益保护，摆脱国家赔偿的种种尴尬，真正发挥国家赔偿对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对法治文明的彰显功能，最终有待于通过司法个案的博弈，去推动国家赔偿制度完善。
（原标题：念斌千万索赔揭国家赔偿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