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文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鲁迅先生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主张“立人”，他说“我们要把人立起来”，就是思想解放、尊重个性、健全人格。他认为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建立健全的个人人格，只有奴隶或臣民，没有公民，那么这个国家不能叫“人国”，而叫“沙聚之邦”。此后，“改造国民性”一词在新文化运动中流传开来。
对鲁迅毕其一生奋力改造的“国民性”，当下很多人习惯于认为那是过去的、旧时代的问题；对有目共睹的社会现状，近年来也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其实，那些在飞机上大打出手的中国游客，那些围攻医生扬言逼其喝尿的医闹者，不仍然是鲁迅眼中愚昧的国民吗？只不过时代变化了，国民劣根性也变换了表现形式。鲁迅如果活在今天，恐怕不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乱争”。
最近60年，国人精神面貌确已发生巨变，跟鲁迅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毋庸讳言，国人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物欲私心膨胀等等，又已发展成为新隐患。故而，人性的改造与重塑，即“改造国民性”，始终是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
有意思的是，“改造国民性”五字真经百年来依旧是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因为这短短五个字内涵与外延无比深邃与丰富，涉及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显然，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鲁迅先生提出“改造国民性”，却没有留下系统论述中国国民性的鸿篇大著，这终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这个“缺憾”，在21世纪应当由我们在追寻“中国梦”的过程中来完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而言，没有相应的文化道德建设，最终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和谐社会，而“改造国民性”正是文化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作者是同济大学人文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