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仁平
贵阳20日因山体滑坡发生一九层楼垮塌，楼内90余人脱险，但仍有十几人失联。紧张的救援之中，新华社记者与现场救援组织方的一起摩擦却走上互联网，吸引了舆论的大量注意力，像是成了“次生灾害”。双方谁不对，人们的意见不尽一致。
据新华社记者欧东衢称，他在现场试图拍照时遭到阻拦，他亮明记者身份仍于事无补。贵阳市副市长徐昊要求手下抢夺他的相机。贵阳市委宣传部官微随后回应称，一男青年在未亮明记者身份情况下，手持相机希望闯警戒线进入警戒区拍照，与现场指挥和维持秩序者发生争执。双方的叙述存在差异。
大灾突降，救援现场有些忙乱，警戒线附近发生磕碰是有可能的。从双方叙述的情节看，这起摩擦本身不算严重，如果双方能够较好沟通，化解疑虑并不难做到。遗憾的是，小摩擦演变成了又一起公共舆论事件。
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地方上出事时，不少基层政府在配合媒体报道的问题上态度消极。喜欢报喜不喜欢报忧，出不好的事第一反应是能不报道就不报道，能少报道就少报道，这种情况在官员中间似乎是习惯性的。
就贵阳这起塌楼事件来说，第一个消息是官方发布的，而非媒体“捅”出来的，单就这一点来说应当算达标了。但现场官员是否不希望媒体的后续报道“失控”，或者他们就是不希望拍照者突破警戒线，干扰现场救援，或者两个因素都有，目前无从下结论。
新华社记者身负采访使命，有责任拍出尽可能高质量的照片，了解普通人难以接近的灾难细节，他的“闯”劲值得理解。除此之外，他是否在现场表现得急躁，其沟通方式是误解发生的原因之一，现在也无从证实。
中国的基层官员与媒体沟通存在障碍是事实，对这一问题做全局性解决需要时间。官员与采访记者发生轻微的纠纷，应以就地妥善处理作为大原则，不轻易激化事态，不让采访过程的新闻成为灾难新闻现场的突出部分，这更加符合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当然了，如果现场的报道方和被报道方发生原则性对立，放大这一冲突对社会的意义是突破性的，应另当别论。贵阳这件事是否属于这种情况，也许会见仁见智吧。
不断有基层官员或某些力量阻挠新闻报道的消息出现，看来这构成了此类摩擦的主要方面之一。但事情的确还有其他方面，基层的事很难归类于标签化的描述，一事一议可能更公道。中国在变化，大变化来自基层具体变化的累积，如今的灾难报道要比过去开放多了，基层政府在仍有顾虑的同时也在适应这种开放，或主动或被迫做出调整。
回到贵阳灾难现场，我们不认为警戒线附近的摩擦是件“大事”，无论互联网上对这一纠纷倾注了多少注意力。塌楼里的救援情况更值得牵动人心。▲(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