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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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以下用“-”代表)：请问虹影，您已经出版多部长篇小说，这次出版的《那年纽约咖啡红》是一个中短篇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都没有在国内发表过，题材也集中于旅居海外的华人生活。请问这个集子中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篇或哪几篇？为什么？

　　虹影(以下用“□”代表)：最喜欢写父亲去世女儿去奔丧的一篇，其实这里面的每篇我都蛮喜爱的，在艺术上我有意作了追求。如果我有下世，不知道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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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看到我这辈子写的书，恐怕是最愿意看到我的中短篇甚过长篇。

　　-：您的长篇更多的是写国内生活，并且与国内历史和社会的大事件、大背景紧密相连，而且在这一点上，您远胜于许多生活在国内的同龄女作家，可以说，您的写作所涉及的范围、所达到的境界和写作风格的丰富多变，是很多人难以匹敌的。您的先生赵毅衡评论您有着“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心”，英国的《星期泰晤士报》称您是“时代之子”，评论说“中国生活的现实从来没被如此强烈的展现过”。您认为现实在您的写作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历史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离开历史的个人，是虚假的。

　　我从小明白，周围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历史有关。早一年，就死在饥荒里；差一年，就当了三峡的农家女；念头一过，就自我了结。所以，我写的书，《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包括我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女子有行》，都和历史的强大进程联系在一起。我写战争，写大饥荒，写二战前的中国，写正在修建的三峡大坝。很少有人看出，仅从我的作品，难分别出作者性别。我的女性主体，是隐蔽的。我进行一种超性别写作，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跟男作家抗衡。我不喜欢“小女人写作”，不管是新人类，还是新新人类。对此，我骄傲。

　　对我个人来说，文字生涯是神圣的。不过恐怕这只是一种敬业精神而已。如果我是铁匠，我将骄傲地给最好的马打一套蹄铁，一直到没人骑马为止。我个人乐在其中，写作时，尤其是心里一团不成形的想法，一些令我激动的形象，憋了很多年，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叙述方式，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有时感到一种精神超脱似的兴奋、快乐。

　　不过，我并不认为小说家，比其他手艺行当高超。所以到国外的许多作家，改行去做别的事，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想我还是坚持写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不喜欢，也没本事，干别的行当。

　　应当说，在海外做一个中文作家，是非常孤独的事业。我经常连续几个月不见人无人可见。一个人关门读书，大部分时间读书，灵感来了才写作。我发现我读的中国当代小说，比国内的当代文学批评家都多。忍受孤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我一向对人说：怕孤独的，不要到海外。

　　有的海外诗人，成了“文学节”明星，每个月都看他们在世界某个地方出现。我想，也只有诗人才能如此生活。我无法做到，所以写诗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读您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您对女性身份的强烈认同，然而您的写作远远超出单纯的“女性文学”所关注的范畴。请问性别意识在您的写作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一个人的成长期，从13岁到18岁，心灵与身体一起成型。这个阶段对人生的塑造能力，远远超过一个人自觉的程度。所谓“成长小说”，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起，成了现代小说的一个基本类型，此中大有讲究。

　　《饥饿的女儿》，写的就是这个阶段。这个时期的每个人，生活都是相当困难，生理的适应，性的觉悟，已经够麻烦。开始需要独立的处理与人、与家里、与社会的关系，有时候会把少男少女的头都弄晕了。

　　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受到一个女孩子应得的呵护，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面对许许多多人生难题。

　　这样好。这样我一生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我是说，女人应当有权享受软弱，享受手足无措，享受被人原谅“见识短”。没有这事，我从来不期望这种奢侈。

　　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不太妙：因为没有多少女知识分子有过那样的成长经历。而现在的女权主义，过于知识分子气。

　　我可以说是一种前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行动的女权主义者。我刚出版的一部新长篇《上海王》，就是写一个女人如何征服了男人的天下，一百年前的上海。

　　-：您长期旅居英国，与当地的文化界和写作圈子接触多吗？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外国文学对您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接触不多，我们在伦敦的生活基本上是隐居生活。虽然我的书在全世界已被翻成二十多种语言，我能读的语言只有英语，所以只有英语我可以成为译者的帮手，因为译者会问我一些问题，可以沟通。最后由出版社的编辑坐下来对那些文字做一些整理修改。

　　但是其他文字，都是我的经纪人找出版社，然后找到翻译，翻译是懂中文的，会问我一些问题。其他的语言送来一大串问题。我说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根本读不懂有些译者非要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创造。我读过一些中文的作品被翻成英文，如果作家本人能看英文版，他肯定会暴跳如雷的。

　　就是我这次回北京前，我英国的出版商对我说她在希腊度假时在机场看见我的希腊版的《饥饿的女儿》，很惊奇。而我对此，已不像早些年那么喜悦，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我的国家，也不是我的文化，我之所以在西方出版三部长篇，完全是因为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本身。

　　通过与西方作家的交流，我知道自己的局限和优势，但感觉到自己加入了世界文学的狂欢节。

　　-：最后一个问题，请二位各自对对方的写作做个评价或谈谈对方怎么看自己的写作？

　　□：赵毅衡不愿意说，而你非逼我得说话，那就说几句。

　　赵毅衡说过我有想像力崇拜。他认为我是“叙述狂”——喜欢讲故事，讲故事时透出一股狂喜，巴尔特称为“文本欢乐”。永远想让我的人物多遇上点惊奇，多撞上点危险，读起来几乎都像惊险小说，但是我醉心的是把玩人的命运，是让我的人物变成想像力游戏的棋子。而这，恰恰是上帝的游戏，神的职能。

　　热衷想象，绝对与我的童年有关系，我家的堂屋，那些在夜里神出鬼没的蝙蝠，据父亲说，是医治不治之症的偏方。尤其是用电筒搭着木梯捉蝙蝠，那些月光与乌云比赛漫过天井，我父亲眼盲，他却站在黑暗中，而瓦片上有奇怪的脚步声。再看那堂屋的墙，黑暗中全是天书般的文字，写着一个个人的过去和未来，我在这种企图读懂的过程中明白了文字的力量。

　　《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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