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晋永权

　　近日，一场关于新旧纪实摄影的争论，在中国大陆一些年轻摄影师中展开。争论的焦点是，还要不要把镜头专门对准 穷人，怎么去拍摄穷人等问题。一些人提出，在今天，照相机已经成了许多家庭添置生活情趣的物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在欣 赏自己温馨的家庭快照时，看到那些看起来脏兮兮的照片；摄影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注他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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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摄影者的使 命，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才是正道。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说法。他们的潜台词是想告诫那些以“良心”的名义拍照的老派纪实 摄影师，不要再满怀忧愤地参与其间了，也不要再刻意地与拍摄对象打成一片，不要再肩负什么崇高的使命了，更不要再占有 道德上的优越感了，说教与强行散布自己的观点更成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了。

　　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场争论在30多年前的美国摄影界已经发生过。二者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比较起来耐 人寻味。把那段历史梳理出来，对我们了解发生在身边的这场争论，比照二者的异同，都很有意思。

　　37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争论

　　1967年，一场名为《新纪实作品》的摄影展览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

　　时任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夫斯基(JohnSzarkowski)在为这次展览撰写的前言 中说道：“这些摄影家并不旨在发表一项社会声明，而是籍社会生活本身拍出刺激的、冒险的、深具革新精神的影像来。”

　　标榜为“新纪实”的摄影与要被革新的传统纪实摄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传统纪实摄影作为一种民主的诉求与手段，它对社会现实问题抱有审视的、批判性的态度，甚至是变革的要求。成熟 的传统纪实摄影家在社会不公、不正、不义面前，通过影像，鲜明地传达出自己渴望改变社会现实的观点。深刻的思想与批判 ，是传统纪实摄影作品的灵魂。

　　但在新一代摄影师的作品中，鲜明的观点成了暧昧的态度与隐晦的表述，遵循逻辑的因果事件成了对偶发事件的感受 。1936年，多梦西娅·兰格拍摄的目光忧郁、被生活重担压垮的移民母亲弗萝伦丝·汤普生(FlorenceThom pson)，在后来被推崇为“新派”纪实风格的先驱者之一——黛安娜·阿勃斯的影像中再也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 身处社会边缘的被摄对象所呈现的多义与含混，及人性的混杂，还有那些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的中产阶层显露出的更为让人无 从把握的困顿与莫名的精神状态。

　　摄影成了一件下流的事？

　　这种拍照方式，使得一些摄影师客观上真正成了他人生活的旁观者，事不关己，只是瞟一眼而已。在街区生活大舞台 上，生活的闹剧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浮生若梦，似水流年，籍影像的方式对生活加以反讽与嘲解，这似乎就是年轻一代摄影者 对现世关照的答案，对纪实风格的反动。摄影家阿勃斯更认为“摄影是一件下流的事”，第一次拍照就觉得自己堕落了，这让 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前辈们那些拍照的理由，及由拍照所伴随的道德优越感。“新纪实摄影”和着社会风潮的流转在改变着纪 实摄影的传统。

　　暧昧的结局

　　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爱尔文·豪(IrvingHowe)把包括“新纪实摄影”在内的“新情感”看做是浅薄、避世 与虚无——对无知与直觉不加思索的信仰，一种“随心所欲的心理”，对道德问题麻木不仁，对思想概念不能忍受。人们都在 想着卸去20世纪悲剧式的重负。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纪实摄影”的实践者们莫过如此。

　　在中国大陆，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论才刚刚开始，结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肯定会有精彩的事情发生，有精彩的言 论出现。道义与责任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轻言放弃的话语，但生活又在向前进，一切又都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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