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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我是巴金的老读者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22:37 南方都市报

  邵燕祥(作家)

  巴金从他开始写作起,包括他从事编辑、出版,一切都是为着读者。他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一生,就是:“把心交给读者”。作为一个巴金的读者,我也是从一开始,就感到我的心被他的心点燃了。

  我读第一本巴金的书,是《家》。不过不是他的原著,是费新我、钱君合作编绘的“连环图说”。万叶书店出版,32开,每页上面1/3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下面2/3是一幅见方的画,不光有人物和情节,而且画出了意境。如第一幅,夜色苍茫里大雪纷飞,两个石狮守着高公馆的黑漆大门,红纸灯笼照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门联,这时从长巷那头,觉慧跟着觉民踏雪走来,一路还兴奋地说着什么;最后一幅,18岁的觉慧站在沿江东下的船头上,告别家和故乡,随流水流向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是1943年,我10岁前后,在日本占领的北平。我和家人的那种窒息感,跟觉慧们在家长制下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心是相通的。

  这本书是个中介,当时我顺藤摸瓜,终于找到了巴金原著的《家》、《春》、《秋》,还有《发的故事》、《长生塔》,后来又从老年间的旧《小说月报》看到了《灭亡》;杜大心给我的感觉,他是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和其他一些读书人的第二代了。巴金多写苦闷的叛逆者,特别是青年,跟我的距离更近一些。

  巴金不光写中国的事情,还写朝鲜人,法国人,尤其是俄国人。在我读了一些俄国19世纪的小说以后,我读到了巴金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我至今保存着这本已经丢掉了封面的纸页泛黄的老书,上面有我遇到一些生疏的词语时查字典的记录。虽然著者说这是他1927-1928年间写的,大约只是原计划的1/3,后来因为什么缘故中断了,而为能够出版,又改了书名,但即使如此,这本书还是给我画出了俄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反对沙皇专制政权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潮和组织行动的轮廓。

  那时已经是1947年。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而在现实中,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几乎别无选择,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激情投入当时的学潮和地下活动了。自然,不仅仅是好奇和冒险,也还有对深层的政治和道德之理想的向往;巴金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打动我的不只是它的艺术力量,而是那义无反顾的自我牺牲而无悔的决心。后来,我听说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参加革命时也是铭记着这篇散文诗。陈琏是1947年秋天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时被捕的,我就读的育英跟贝满为邻,所以印象特别深。而陈琏最终在“文革”中自杀,不知她临死时是否还记起了《门槛》?

  在另一种意义上,1949年是中国的一个大“门槛”。

  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看到《寒夜》和《憩园》的书,但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认真地阅读。因为在学习了解放区文学理论和实践以后,自觉地改造原来的审美趣味,用“延安讲话”的精神来衡量类似的作品,都与“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相隔着一个时代,格格不入了。

  但即使这样,我自己还不免流露出旧的艺术趣味,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货色,例如刊发在1962年6月号《上海文学》上的一篇《小闹闹》。不久,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就是宣布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的那次会议),强调“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我这篇东西和同期丰子恺先生一篇写猫的散文,都受到批判。而更尖锐的批判,则集中针对1962年5月号《上海文学》上巴金在上海市文代会上的讲话,记得是反对用“棍子”和“框子”来对待文学,呼唤创作自由。最近我读陈丹晨先生《巴金晚年的思想》一文,才知道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严厉责问: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是要资产阶级自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人称“毛主席的好学生”,自然要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当时作为柯的助手的张春桥,几年后在“文革”中煊赫一时,恶狠狠地点名巴金:“不枪毙他就是落实政策了!”都是一脉相承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叶,还有人公开骂巴金是“民族败类,社会渣滓”,以致巴金的家乡出版他的文集,有一篇文章还只能“存目”。除了胡风等被投入监狱的作家以外,留在监外的作家中,巴金是承受极大压力者之一,有时甚或是首当其冲的。

  那曾经不得不“存目”的,就是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那篇文章。巴金晚年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实现了,后者落空了。

  而这篇文章,只是巴金《随想录》五卷中的一篇。他在这部晚年之作中,留下了宝贵的“心灵遗嘱”,人们多有评论和阐发,数不清的读者从中得到了启示,我就不多说了。

  我也是从巴金的书里得到许多启示的读者,我不能不对他抱着感激的心情。我自称他的老读者,其实更老的读者,恐怕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读他的书的一代,其中不少人已不在了。但多数的读者都止于读其书,未必得亲其謦,我也是这样,我只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的北纬饭店见到他,跟他握过一次手。但我不觉得他陌生,他的确已经跟我相熟了六十年。他的心情,他的喜乐,他的痛苦,我以为我知道,且能理解。我从心底里,对他说一声谢谢。好像是契诃夫说过:“与其被浑蛋所赞扬,不如战死在它手里。”我自问,自审,不属于浑蛋之列,故理直气壮地说了这些可以认为是赞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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