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方亮、陈键兴、张玫／北京报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已不再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名词，但是，民营企业要想做大，仍然困难重重

　　在民企的词典里，“信心”大概相当于一个动词。没有信心，投资就是死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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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上政协章程中的一个变化，或许可以让信心飞扬起来。

　　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作出关于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修正案(草案)共有22处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关于对现阶段中国阶级状况的表述的调整，最为引人注目。

　　原政协章程总纲第四自然段中“原来属于剥削阶级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将被删除，而在总纲中增加“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分析家认为，这不仅标志着“剥削阶级”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结，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市场经济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新生的社会阶层的肯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已不再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名词。

　　保护合法私产入宪是今年“两会”另一大亮点，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认为这对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有“非常大的作用”。

　　他说，以前民营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留一手”的想法，譬如有的老板就办了国外护照，说明他们心里还是不踏实。如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就会使很多企业家减少“留一手”的想法。

　　“这就保护了人民投资的积极性。”出席“两会”的刘永好满脸放光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民企的“打狗棍法”

　　由于有了以上让人坦然的铺垫，在谈到力帆造车时，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已是底气十足。

　　他的道理很独特也很充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消费者。中国人好面子，外国人喝洋酒是小口品，中国人喝人头马大口干。中国人爱攀比，当同事买了车，邻居也买了车，他就是吃酱油泡饭也要买车。人要给车让路，车象征着身份。我当年花1.8万元买了第一辆长安，第一次上路，感觉人都高了一个等级，我相信人同此心。同时，造摩托车和造轿车，在很多技术上都是相通的，造车对我们来说比较轻车熟路。”

　　那么，怎样造车呢？尹明善有他的“产业政策”：

　　“我觉得中国发展汽车产业路子走错了。中国汽车业自动化程度很高，这完全没有必要，半自动化就足够了。中国最大优势是人多，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如果解决了就业问题，‘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要技术还是要就业？哪个更重要呢？印度就是能够用人工就坚决用人工。使用自动化技术要引进高价设备，而中国劳动力很便宜，只有多用人工，汽车的成本才有希望降下来。因为我们的技术和资金都不如外企，大家都不太看好民营企业造车。外企是少林寺，他们有七十二绝技，民企是丐帮，我们也有自己的打狗棍法，车市也应有我们一席之地。”

　　“做大”是尹明善骨子里的想法。他不仅对汽车业感兴趣，对金融、媒体等很多行业也都有兴趣。尹明善说，“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1.98%，而一年期贷款利率有5个多百分点，现在哪个行业有这样的利润率？一般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50%就担心受怕，而银行资本充足率只要求8%，8元钱可以做100元的生意，哪里有这样好的行业？”

　　尹明善联合重庆几家企业想发起成立一家民营银行──重庆华康银行，尹明善持股10%。但是，由于政策限制，此事进展缓慢。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称，现在工商联呼吁较多的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如果自己把自己限制了，中国的民营经济怎么能够做大做强，怎么能够与国外公司在国内国外市场抗衡？有很多行业，比如银行、保险、电力、烟草等等，现在都还不能进。但是可以想像，这些领域以后都会放开，因为上面有了精神。”

　　“发展权”更微妙

　　不过，在政策暖风吹拂之下，中国民营经济还是显得有些尴尬。“民营经济迫切的发展需求在现实中仍然受限。”尹明善说。

　　在他看来，几年前，民营企业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生存问题，而眼下亟待解决发展问题。他认为，对于较大的民营企业来说，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

　　“这些企业积累了相当的资本、管理经验和人才，希望开拓领域，做大做强。但他们往往遇到市场准入门槛不断被提高的问题，用许多民营企业主的话说就是‘凡是容易赚钱的行业就不让进，凡是亏本的就欢迎’。”尹明善说。

　　尹指出，“发展权”比生存权更微妙、更隐蔽，表面看来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但事实上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最突出的尴尬。

　　何志尧委员也指出，要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必须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取统一的市场准入原则。

　　尹明善进一步提出，政策出台固然让人振奋，但“要真正解决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必须尽快清理限制性的陈旧的法律法规”。

　　发展问题，对中国铺天盖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主要表现为融资困难。尹明善举例说，2002年，重庆的民营企业为全市生产总值贡献率达到了42.3%，但总贷款仅占8%，足以说明融资困难的程度，使得这些中小企业在渴望成长的过程中“营养不良”。

　　全国政协委员吴一坚认为，上述问题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银行信贷目前主要服务于相对大型的企业，而且缺乏适合于中小型企业偿还实力的中短期贷款。何志尧委员则提出，由于缺乏担保能力，又未建立企业互助担保的机构，也是这类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之一。

　　“上面放，下面望”

　　全国政协常委莫文川指出，行政执法不规范，多头执法现象仍然存在，“吃、拿、卡、要”现象还经常发生，对民营经济非常不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金龙泉集团董事长李大红就叫苦不迭。据他说，湖北现在有30多家啤酒企业，多数没能达到5万吨规模(最低盈亏点)。为帮扶这些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下了“狠招”。年产60万吨、湖北惟一的中国名牌金龙泉啤酒集团，连遭打击。

　　2003年4月12日，天门交警城区中队以超载为由，将岳口梁记批发运啤酒车扣留两天，吊扣司机执照一个月，罚款500元。两天后，梁记另一司机吴海军刚从交警大队接车出门，又被地税局扣车一天，征收车辆使用税600元。受罚后，吴海军开车还没走出天门，又被另一交警以超载理由，再次罚款500元。这辆运酒车，三天之中在天门被罚款共1600元。

　　4月28日上午10时，6个不明身份的人，携带凶器闯入金龙泉啤酒应城直销处。“胆子不小，竟敢到老子这里来抢市场。”一阵棍棒挥舞之后，100多件金龙泉啤酒被砸毁，4名直销员被打伤。

　　6月20日，天门市领导严厉批评当地经销商经销外地产品行为，称其“没有家乡观念，没有地方意识，对天门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并将其国税每月50元的基数调整到900元加以惩戒。

　　“小小一瓶啤酒，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要经历多少艰辛！”李大红说，“可以想像，外省企业、国外企业来到湖北会是怎样的命运？”

　　何志尧委员认为，国家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实不理想，出现“上面放、下面望”的情形，尤其是审批制度的问题亟待改革。但他表示相信，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会对营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

　　“不挠企业家你们挠谁”

　　虽然，上面已拿掉了私企主“剥削阶级”的帽子，但面对财富榜上人士纷纷落马，在不少人看来，富人仍是“问题阶层”，加上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这正是“仇富”情绪蔓延的缘由之一。

　　出席“两会”的私企主纷纷为自己的清白进行辩解。

　　刘永好：有些媒体炒作少数不法“富人”涉及腐败案件的新闻，不少的影视、文学作品也将腐败与民营企业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造成了“富而不仁”的误导，这是对财富的不尊重，也是对通过合法经营获取财富的民营经济人士的不尊重。

　　刘汉元是另一位全力捍卫民企尊严的人。他梳了一个大背头，言行举止有几分“老大”的味道，似乎正应了他的一个雅号“鱼老大”。

　　刘以500元起家，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通威集团。2002年，刘汉元以27亿元的身价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中国大陆100富豪榜第11名。2002年9月，刘汉元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40岁以下全球最成功商人”。全亚洲仅13人入选。

　　面对《瞭望东方周刊》，刘汉元像一个成熟政治家似地引用胡锦涛的话说，“仇富心态也是不正常的”。

　　刘汉元炮轰媒体:“政府的痒痒你们挠不了，挠农民的痒痒你们又觉得没意思，只有企业家看得见摸得着，又怕痒又好挠，不挠企业家你们挠谁？拿放大镜看，拿聚光灯照，你们总能够找到有问题的富豪。只要有人号召打土豪分田地，三天就可以把中国非公经济现在的所有成就搞完。”

　　面对大多数私企主强调自己如何奉公守法，做建筑业起家的全国人大代表楼忠福指出，先富裕起来的私企主也要保持一种谦逊、低调、平易、尊重他人的平常心，并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以免自己穷奢极欲引发仇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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