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吁了很多年“男女平等”后，进入新世纪，这样的呼声似乎一下子变弱了。给人的感觉是，男人和女人已然平等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倒是传出不少同情男人的声音来，诸如男人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结果连“肾虚”也差点成了他们的专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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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职业女性和“新好男人”们的大范围出现，更成为这个社会男女平等的有力注解。

　　然而，上海的一些性别学专家们说，男女平等的问题，具有“周而复始地从零开始”的特点。意思是，男人太强势，女人要是稍不留神，就会断送掉自己好不容易争来的一席之地。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是，这些专家教授们却很认真地开始了全新的“女权”行动。

　　并且，这次行动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其一，阵地从社会转到校园里，通过对男女大学生进行“性别教育”有意强化了女性教育；其二，着眼点从眼前转为将来，更在乎大学生们的成长性，寄希望他们将“男女平等”的观念传播到未来社会中。

　　行动，由一套叫做《新世纪性别教育读本》的系列丛书引发。

　　现代女性的迷失

　　人类学家海伦-费希认为，女人将是21世纪的“第一性”。而在这个世纪之初，女性的首要的任务，仍旧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定位，以及争取自己该得的权利

　　本刊记者/李径宇

　　年轻女性，永远是开社会风气之先的领潮人。

　　现在的中国人，对新时代感受最直观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街上出现红裙子开始的；到90年代初，女性形象一度成为穿中性服装嗓门豪爽的“女强人”；近几年，女人们变得姹紫嫣红了。

　　说到底，女性追求平等的过程，也是她们一步步走向职业化的过程。

　　职业女性的角色困惑

　　今天的女性，面临的问题与上一世纪的女性已经大不相同。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不再是问题，问题是：你可以在多大范围内选择工作；冲破父母包办的婚姻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处理与自主选择的男友的感情；经济独立乃至人格独立应该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定要像男人那样行事才能得到吗？

　　独立的职业女性产生了角色困惑——当初的选择使许多女性今天面对着比从前更为难的处境她们在社会中要按照男人的标准去工作，而在家庭中，还得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守妇道。

　　似乎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为自己争取的权益，到头来让女人成了不男不女的人？这种局面令人沮丧。

　　有许多职业女性在工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遵循了男性规则，从而缩小了男女“性格沟”。关于“性格沟”，英国心理学家沙威尔的调查显示：30年前被列为男性“典型性格”的顽强、坚定、勇敢等，时下许多女性已经具有，以往男性大多“暴躁”，但现在高达40%的女性承认自己时时“大发雷霆”，比例只比男性低5个百分点。

　　事实上，职业女性的角色混乱，具有史无前例的全球性。

　　此前，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杰梅因·格里尔曾在其《完整的女人》一书中对当代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反思：女权主义者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妇女遭受苦难的原因可以归纳在“矛盾期望”一词之下。

　　妇女面对的矛盾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容易伤人——职业妇女不知道她应该像男人一样工作，还是像她自己那样工作？她应该改变组织还是屈服于组织？她应该忍受骚扰还是照男人屁股上踢一脚？做母亲是特权还是惩罚？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在家与社会之间彷徨

　　2003年10月，上海市妇联公布的“上海女性受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认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的比例较之10年前有所上升。报告认为，尽管女性中仅有37.3%的人赞同“男性以社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分工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相当数量的已婚妇女在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之下，忙于相夫教子，从而放弃自己对成功成才的追求。

　　这说明，中国的女性在家与职业之间，10年来一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的妇联组织认为，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她们从事的许多职业不能和男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另外，就业竞争的加剧，让她们成为单位首先考虑的裁员对象。

　　也有人认为，女性返回家庭，是为了重新找回做女人的安全感。事实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社会上，当代女性的不安全感都是注定的。

　　除了观念因素外，安全感的缺失甚至让许多职业女性不敢生育。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上海育龄女性生孩子平均不到1个。研究人员认为，上海职业女性比例较高，而从生育到抚养孩子需要很多时间，面对各种竞争压力，不少女性选择参与竞争，无暇顾及生孩子的事，也有不少职业女性等到站稳脚跟后，再考虑生儿育女。

　　与此同时，健康、性骚扰、同工不同酬等问题，都成为职业女性没有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桂珍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不久的3月16日，该校很有贡献的一些女性在座谈时都说，现代女性的压力非常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她们不仅要付出比男人更多的辛苦(因为决策者以男性为主)，而且，还要分担多半的家庭责任。

　　不久前，郑桂珍等在21所大学做《女教授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发现，现在的女教授们，在讲课、评职称、进修以及婚姻家庭的几重压力下，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目前，女生所占比例大约是所有高校生的44%。许多人因为工作难找，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周折。有媒体说，为了找工作，一些长得不太漂亮的女大学生甚至纷纷去做整容。因为，最终决定是否给她们一份工作的，多半还是男性。

　　女性形象面临失语

　　套用100年前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女性独立则社会独立，女性自由则社会自由，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于欧洲，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

　　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全靠女人去打拼，而是说，女性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元化女性文化面前，中国女性的整体形象面临失语的尴尬。人们陷入一种迷惘：谁能代表今日的中国女性形象？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好女人？

　　好女人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坏女人倒遍地开花。你会看到，妓女、二奶、一夜情和第三者插足的剧情，几乎充斥了所有的影视银屏。好端端的历史剧或革命剧，都要重新改编加进昨日的妻妾成群和烟花柳巷；特别温暖的人文剧，偏偏有演不完的床上戏。不知是坏女人造就了电视剧和电影，还是后者丑化了中国女人。

　　说到底，电影和电视剧是现实社会和价值观的体现。我们看到，今天，随着社会价值多元化和城市文明的左冲右突，中国女性面对着以往任何社会背景下都没有过的角色摇摆。围绕“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一个两难命题所展开的讨论，几乎贯穿了中国新一代女性的全部青春期。而这个讨论的过程，也是女性做出抉择的心路历程，很多女性由此走上了独立自强的路径，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从此处迷失。

　　一位社会学者分析说，从一开始，中国女性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性别教育，在面对各种感情问题时，她们很困惑。

　　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是她们走向社会后思想迷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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