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上焯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翻案那一天。　单正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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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我要还他一个清白，法律也得还他一个清白。　　单正党　摄

　　1975年，蒙上焯因“强奸”女学生，被判入狱7年

　　13年后，当年的女学生作证：蒙老师没有强奸我

　　26年后，女学生的堂兄作证：与她发生男女关系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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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余年来，女学生的丈夫以良心之名，不避家丑为蒙老师讨清白

　　时至今日，历经申诉艰辛的蒙上焯，仍旧未能洗脱罪名

　　本报见习记者成功

　　3月10日，70岁的蒙上焯一笔一画地誊写着自己的申诉材料。为了看清纸上的字，他的脸快要贴到信纸上了。

　　“我这是关了半年‘黑房子’(注：没有窗户的禁闭室)落下的病根，现在眼睛看东西雾蒙蒙的。”

　　此时，距离1975年蒙上焯“被诬强奸”女学生已经整整29年了。

　　学生怀孕

　　1974年，18岁的雪莲(化名)正在海南琼海县大路公社新村学校读初中，在同学异样的目光中，她渐渐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腹部渐渐隆起。

　　“怀上孩子了？！”知道真相的母亲羞愤交加，把雪莲往死里打。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未婚先孕”被看作是“给祖宗抹黑”，全族人都会觉得丢人。

　　在家人的步步紧逼下，雪莲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为了多挣些工分，雪莲把家里的牛粪送到生产队，这样就与生产队里负责称牛粪、记工分的堂兄薛贵民有了接触。

　　“每次称牛粪时，堂兄都要给我多记几个工分。”薛贵民的额外“关心”博得了雪莲的些许好感。

　　1973年下半年的一个下午，堂兄薛贵民叫雪莲去他家谈一下称牛粪、记工分的事情，不谙世事的雪莲就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过去了。

　　“贵民要我和他睡觉，我不肯，他力气大，我拗不过……”后来堂兄又多次与雪莲发生关系。雪莲怀孕了。

　　“雪莲怀孕”在学校和公社里闹得沸沸扬扬，而与雪莲发生关系的竟是本族堂兄，更让家人难堪。

　　薛贵民家是“反革命家庭”，他又是独苗，“如果说是堂兄干的，堂兄肯定会被批斗死”，他家就“绝后”了。

　　母亲对年幼的雪莲连哄带吓：不许说是你堂兄做的，就说是外面的人，越远越好！

　　懵懂无知的雪莲想到了已经调到20多公里外花莲小学任教的原班主任老师蒙上焯，“蒙老师调走了，我想反正没有人对质。要是他在学校，我就不敢说是他了。”

　　不久，在母亲和舅舅的陪护下，雪莲到琼海县医院堕了胎。

　　老师“认罪”

　　1975年1月22日，蒙上焯祸从天降。

　　那天，蒙上焯被告知：在大路新村小学任教期间，他强奸了一个名叫雪莲的女学生。

　　从那以后，蒙上焯就一直被关押在大路中心小学。“公社党委、大路公社法庭、琼海县教育局、公安局轮番来审讯问话，无休止地开会、批斗。”蒙上焯说。

　　1975年7月10日，琼海县公安局在大路公社召开全公社中小学师生大会，批斗蒙上焯强奸罪行，并对其执行逮捕。

　　但蒙上焯始终没有承认“强奸”的事，“我没有做过，叫我怎么认罪？”

　　半年以后，原琼海县公安局一位预审员向蒙上焯发出“最后通牒”：我最后一次跟你谈话。你如果能完全彻底交代，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安排你的工作，并放你回家与亲人团聚；你若抗拒到底，我们就去你家动员你老婆与你脱离关系(离婚)，把你关死在这里。

　　念及家中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如果老婆真的被逼离婚，“那可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

　　蒙上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是我干的”。参照“黑材料”和雪莲的陈述，蒙上焯毫不费力地“创作”出一份令人满意的供词。

　　1976年4月30日，琼海县人民法院依据这份供词以及其他“黑材料”认定：“蒙上焯不认真学习改造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道德品质败坏，于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下半年在新村小学当老师期间，先后奸污雪莲十余次，致使该女生怀孕堕胎，摧残少女身心健康。”

　　“依法从严判决如下：判处蒙上焯犯有期徒刑7年劳动改造。”

　　蒙上焯不服，向原广东省海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76年8月16日，上诉被驳回。

　　“该还蒙老师清白了”

　　1975年，也就是蒙上焯入狱的那一年，雪莲嫁人了。

　　1979年，大路公社举行农民文化补习班，有人抖出雪莲的怀孕旧事，并且要求她写“自悔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谭业兴看到了枕边的“自悔书”。谭业兴责问妻子：你诬告蒙老师，害得他去坐牢，对得起良心吗？

　　1988年，看了当时一部电视剧中的冤案故事后，谭业兴夫妇再也坐不住了。

　　“是该还蒙老师清白了。”谭业兴说服妻子，让她给琼海县法院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此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

　　1989年，谭业兴又动员妻子与他一起来到琼海县法院说明当年真相。“那些说蒙老师强奸我的材料都是编造的，是妈妈叫我这么说的。”雪莲说。

　　“那时她还小，不懂事嘛。”说起雪莲冤枉蒙老师一事，谭业兴直抹眼泪。

　　一位法官答复：这个案子不能翻案，你们走吧。

　　但一心要为蒙老师伸冤的雪莲夫妇，又于2000年9月9日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写去了证言。

　　漫漫申诉路

　　蒙上焯入狱后不久，适逢全国“拨乱反正”，他开始向有关部门写申诉书。1978年，琼海县法院曾派员来监狱调查，结果为：判决正确。

　　7年的牢狱之灾，2556个日日夜夜，蒙上焯熬白了头发。

　　1982年7月9日是蒙上焯刑满释放的日子，但他在监狱里又多呆了一个月。

　　“我那时候想不通，自己不愿出来。为什么那个女学生说我强奸她？为什么法院判我7年刑？”

　　回到家，蒙上焯被眼前的惨象震惊了：入狱7年，“家”已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屋子四面的“墙”用椰树叶挡着，用以遮蔽风雨；屋里一边养猪，另一边住全家4口人。

　　蒙上焯和家人抱头哭成一团。

　　从那时开始，蒙上焯就发誓：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讨个“说法”，找回清白。

　　从1982年开始，蒙上焯跑遍了县法院、检察院、教育局乃至县委上访，但是结果一样，没有回音。

　　1988年9月，蒙上焯找到当时的琼海县法院刑事庭庭长卢传法。庭长说，雪莲已经来信为你翻案了，但要等我们有时间才处理。

　　蒙上焯满怀希望地回去等，但县法院却一直没有下文。

　　1992年，原海南中级人民法院调档复查此案后，给予的答复同样令他失望。

　　柳暗花未明

　　自1995年起，蒙上焯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寄过3次材料，但都石沉大海。

　　海南高院的一位老乡看蒙上焯实在可怜，就提醒他要找到雪莲的证词。

　　2000年10月，蒙上焯带着雪莲出具的证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2000年11月29日，雪莲的丈夫谭业兴主动陪蒙上焯一起参加高院的申诉听证会。当着法官的面，谭业兴说蒙老师没有强奸他的妻子，蒙老师是清白的。

　　2001年，海南省高院派人赴琼海调查，并向雪莲核实当时和她发生性关系的究竟是谁。

　　雪莲向调查组澄清“蒙老师是清白的”，但对于说出具体是谁导致她怀孕，雪莲还有所顾虑，“毕竟是同姓兄妹搞男女关系，会遭别人议论。我就撒谎，说那人已经死了。”

　　2001年2月20日，海南高院驳回蒙上焯的申诉，理由是证据不足。

　　时任海南高院立案庭副庭长的王书琼对蒙上焯解释：因为和雪莲发生关系的人已死，没有对证，案子也成为“死案”。你要能找到那个与雪莲发生关系的人，让他写个证明，我们就改案子。

　　蒙上焯的爱人薛月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承受不住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

　　目睹蒙老师家的悲剧，谭业兴责怪妻子太自私，并极力劝她说出全部隐情。终于，雪莲说出了“最后一个秘密”。

　　2001年3月24日，雪莲又给海南高院写了一份证言，说出强奸她的人是堂兄薛贵民。

　　听到这个消息后，蒙上焯欣喜若狂。

　　2001年3月25日，薛贵民出具了一份证明：“我是雪莲的堂兄，我和她在一九七四年因工作关系发生了男女关系一次，事情发生后不久(阿莲)就怀孕了。”

　　2002年1月23日，怀揣两份证词的蒙上焯赴海南高院参加申诉听证。负责听证会的法官对他说：你回去拿一件物证来证明不是你做的，是薛贵民做的，我们就改。没有，我们不能改。

　　“已经快30年了，男女关系的东西，你就是叫任何人都拿不出来。”蒙上焯对高院法官每一次“加码”感到不解，“琼海县法院判我的时候也没有物证啊。”

　　能否“有错必纠”

　　2004年3月12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正在审查此案的海南省高院立案庭庭长王飞。王飞觉得自己是找麻烦，“2001年高院就驳回过他的申诉。当时我刚调过来当立案庭庭长，不知道这个情况，否则怎么会让蒙上焯又来申诉！”

　　海南省高院宣教处处长武家水对此案也不乐观，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蒙上焯要想翻案似乎比较困难，“历史上这种案子太多了。”

　　蒙上焯的代理律师王世春说，“目前此案的关键因素是司法机关能否有‘有错必纠’的勇气，还一个公民失去近30年的清白。”

　　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雪莲告诉记者，2003年10月20日，她去海南高院听证时，一位法官对她说：你现在说当时强奸你的人不是蒙上焯，就犯了诬告罪，是要抓你去坐牢的。

　　雪莲回答：“我不怕，只要能还蒙老师一个清白，我愿意去坐牢！”

　　当记者问雪莲丈夫为何如此主动积极要雪莲说出真相时，谭业兴拿出笔，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扭扭写下两个词：良心，清白。

　　“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不会说的，家丑不可外扬。”谭业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周俊鹏先生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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