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要读 理也要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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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7日12:00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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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胡晓明 “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这违反了教育即发蒙开窍的本来意义；同时也妨碍了孩子们接触多元的文化，违反了“少年儿童的人权”。这是蒋庆编所编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被人斥为“蒙昧”的理由之一。批评者认为这“教育诵本”不仅得不到孩子们的喜欢，不仅竞争不过西方少年儿童教育读物，而且是文化保
无独有偶，被人称为21世纪“新读经运动”遭受抵制的另一起事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道德经选修课”，先是被各大媒体宣传得很风光，说是已经成为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先后有8000多人修过，这学期就有1000多人选修。忽然有学者们指责该选修课的教材，解释得“百孔千疮”、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是一本很不合格的教材；这样去讲《道德经》，完全是糟蹋经典，误人子弟，反而将不良学风带给了学生《“熊释”〈道德经〉引发争议》，载《中华读书报》7月7日。 养在博物馆或研究院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回归生活实践，本来是大好事。稍知20世纪百年思想史的人，都会认识到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文化，已经边缘化得很厉害，文化的危机，与文化的断层，大有关系。二是文化的战争，其实不如文化的和平建设，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好事，却引起负面的效果？这是因为做好事的人，与反对这事的人，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正当性要求，这两种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却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了，这就成为新的冲突。化解这样的冲突，需要的是“区分”的智慧和“沟通”的理性。 什么是沟通的理性呢？并不是勉强的形式主义的沟通，而是实质理性的沟通。有一个理念就是，传统／现代，并非二元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与现代打成两截、甚至相反的东西。在中外学术界，渐已成为一种思想共识。这正是沟通的基础。 譬如儿童在13岁以前，充分开发他的语言记忆能力，多诵读一些经典，这是中国的蒙学传统，其中具有相当现代的合理因素。 第一，充分尊重儿童生理阶段的特殊性。根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学语言最快的时期是从0岁到3-4岁，称为语言的天赋期。此时的语言识记能力极强，能快速背诵，尤其是对语音韵律特别敏感。中国强调背诵的传统，与现代强调儿童识记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相互支援，共同肯定了以记诵为特点的学习是科学的方式。文言古诗的短小、韵律，既适应了儿童心理特点，通过诵读的反复刺激，有助于早期语言能力的开发，同时也刻下了文言语法与词汇的心理底子。 第二，哲学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对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大一部分、甚至很重要的一部分，应是默会知识tacik knowledge的学习，即潜移默化的学习。看起来学了他不懂的内容，看起来他真正记得的也并不多，其实这些将转变成一种“内隐记忆”，在心理背景中渐渐会产生作用。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反而有时候过于用一些看起来很道理化的内容，去晓之、知之，可能会伤及学生的未知能力。所以，表面上是“蒙昧”的传统做法，其实是有其科学的合理因素的。 再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并非只有单一的交流功能。有些书面语言，具有某种高强度的“储蓄”功能，即存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丰富信息，而“储蓄”越早，“利息”越丰厚；“储蓄”的习惯越早养成，“理财”的本领越大。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和接受力，还是道德情操的幅度、文化心灵的动力，早开发早受益。梁启超早说过，文言“成诵易记”，这是它“含金量”大、“提取方便”的原因。尊重文言的这一功能，也正是科学的态度。 第四，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又表明，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性格是不一样的。语言有雅俗之分。文言由于与当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缺点是生动性不够，优点是距离产生美。相对而言，对于生活的俗化、平庸化也有了一点的隔离效果，不至于一损俱损，遭生活的妖化。因此也相对地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和圣洁性。这对于用于教谕式、启示式的语言功能，有优于白话的效果。因而让孩子较早打下这种语言的底子，无疑是道德生活的童子功，精神成人的培本固元。 最后，文化学家的研究越来越表明，人性无善无恶，其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你可以用游戏文化，去建构一个暴戾的人；也可以用经典文化，去建构一个知书达礼的人。未来的人性，在于今天的选择。并不是说现代语文教育，必然建构不出知书达礼的人，而是说，正如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现代文化自身由于先天失调，在这方面缺乏自觉的反省，可能强化了其他内容，而弱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旨趣。20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是想去建构符合进化的强大国家需要的进化的强大的人，但是恰恰缺乏反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守秩序的人，却被删除了。而有良知、守秩序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理性的人。这一点，现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因而，这既是千年文化经典在今天的正当性，又是它富有新意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社会是以人的自主性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现代教育终究还是要以启蒙式为主，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应从小抓起。这就注定了读经不可能成为儿童教育的主流模式。然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儿童读经的看法必然是：读经是现代教育重要的补充。与其他教育方式的关系，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沟通的理性，看到传统里的现代，以化解单面的现代立场的僵硬性。 什么叫“区分”的智慧呢？蒋庆批评蔡元培下令取消读经，但是他显然忘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没有分化的、价值现成化、思想定于一尊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分化的、个人自主的、失去宇宙意义公设的社会。因而，蔡元培取消自上而下的教育部读经令，是具有教育理性的正当性的，是中国现代理性化进程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天由蒋庆先生来做读经这件事，正体现了政府的归政府、信仰的归信仰，心灵的归心灵，这正是分化社会的理性。在社会与个人自主性充分提升的时代，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行的今天，蒋庆先生再提倡由政府来主持自上而下的读经，明显不合时宜了。蒋庆先生的第二个不妥当，是他没有讲清楚，经典并不是儿童唯一的阅读材料，读经并不是儿童教育的唯一方式，这就导致了薛涌批评他侵犯了“少年儿童的人权”。其实薛的说法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所谓儿童人权，一方面包含着大人的教育权监护权，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儿童自己的文化权，即儿童有储蓄、传承文化遗产的权利。因而薛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你批评读经妨碍了儿童接触多元文化资源，何以见得读经就一定是与其他文化童话、游戏、讲道理式的教育相冲突？为什么不可以一天里该读经时就读经，该讲故事就讲故事？或者，有些人多读经，有些人多讲故事？至于薛氏批评美国的华人小孩读不了中国书，那是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学中文的“气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看这样的问题更是不能缺少“区分”智慧。 至于说到“熊版道德经”，我以为，熊某本意可能是为了弘扬文化传统，然而之所以会带来负面的效应，首先是他忘记了，传统文化，其实在长期的诠释与学问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理性传统；这个传统中的“学统”，其实正是传统中的现代因素，正是与传统生命相联的存在。你不尊重这个学统，就会损害你讲的文化传统本身。这就是经典之所以被“糟蹋”的逻辑。 其次，他也忘记了两个“区分”的原则，一是真的与好的，要分开的原则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适当分开的原则，你不能把你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却是假的表演魔术除外。在现代生活中，任何知识与价值都必须经受形式理性基本逻辑规则、约定俗成的确定性，以及主体的真诚性的检证，取得重要的客观性，才能具有真实的意义，不然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而已。《道德经》的文字和知识，尤其是在上世纪的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客观性，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二是大学首先是讲授和传递知识的地方，而不是文字游戏和宣扬自我主观性的地方。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搞笑、戏说，可以在教堂里或家中教诲、布道，但是利用三尺讲台的权威性公共资源，对八千名渴望知识的学子，贩卖一己主观的偶思零想，推行一种恶劣的学风，这不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又是什么？ 这两件事，恰是转型时代的征兆：一方面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的再认，以及价值迷失中中华文化认同的需求，因而在上个世纪总体上被压抑的文化传统，又有了一点复苏，一点新机；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一些僵硬的思想模式和落后的思想习惯中，因而复苏文化传统的“正当性”，又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20世纪百年思想史的一大主题，即不断重复的中西／古今冲突，在比较高的层次，其实多有化解之道。然而似乎在中国一般社会生活中，遇到具体问题，仍一次次重蹈旧辙，传统与现代，俨然是两截。何时才能有更宽容的智慧，同时又是更充足的理性呢？“经要读，理也要讲”，但愿可能代替王子复仇式的提问：“读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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