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以后的徐星

　　外滩特约记者 张英

　　在大量有关“先锋”文学的论述中，都离不开徐星1985年发表的小说《无主题变奏》，这篇小说和刘索拉《你别 无选择》，被视为“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先声。此后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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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却奇怪地处于无声状态。

　　2003年，徐星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04年7月，徐星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时间已经到中午12点，徐星才从睡梦中醒过来。

　　除了两台电脑、书架、一张大床和日常家庭必用的电器外，这个家里还有一些很那个的纪念品：一张60年代歌颂中 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友谊的老唱片，一个Yack的纪念品或柏林墙的一块砖。

　　在附近一条街上，找了一家餐馆，点了两个菜，一瓶啤酒，花了半小时，就这样解决了午饭。回到家里，打了几个电 话，徐星就出门了。在十几个小时以后，月明星稀的时候，忙了一天的徐星带着几分醉意，踏着疲惫的脚步，回到自己的地下 室里。

　　他屋内很乱，一看便知道是个独身男人的住处。屋顶上的天花板印着几只鞋子的印迹，是睡不着的徐星扔鞋子敲打天 花板抗议楼上的产物。

　　在这套半地下室内，徐星已经过了快20年这样的日子。

　　全聚德烤鸭店里的名作家

　　靠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的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时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清洁工徐星理所当然 地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作家。与徐星同期进了北京作协的还有王朔、刘索拉等人。许多杂志转载了《无主题变奏》 ，在收到转载费的同时，徐星也收到了大量的来信，这里面既有读者的来信，也有约稿信。还有看了小说激动不已到北京来找 徐星的读者，也有想和他探讨人生观、价值观的记者。

　　当时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徐星身穿一身大白褂，牵着狗，两个口袋，一边是瓶啤酒，另外一边是包酱猪耳朵。有记 者来采访了，便把扫地的工具一放，就坐在烤鸭店的台阶上聊文学。清洁工徐星一下子红了，成了单位的大名人。

　　出于对徐星才华的爱惜，有单位想调他到文化单位工作，可习惯了烤鸭店轻松工作的徐星坚决不走：“扫地这工作太 适合我了，每天顶多扫两次，全部工作只有两个小时完事儿，做其他工作的同事得忙上8小时。”

　　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个体户，国营企业也开始了改革，对徐星早已不满的领导让徐星自动辞职，理由是由于下雨下雪 的日子他没有去上班，所以应该算旷工。

　　“这件事真的让我很苦，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结果丢了。”惟一的收获是，在烤鸭店工作时分了一套半 地下室的房子。因为有一笔稿费放在家里，维持生活也不是那么困难，加上文学当时正是鼎盛期，约稿、笔会、饭局不断。从 此以后，徐星就没再工作，直到现在。

　　文学圈内有热闹，也有烦恼。在饭局上的握手言笑、醉酒狂欢，也有人后的流言蜚语，创作上的明里暗处的较劲，更 要命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一不小心，无意之中可能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

　　徐星突然觉得没劲透了——我干吗要和他们挤在一起呢？“在文学圈内，累的是心。原本一些有才华的人，进入了这 个圈内，很容易就被这个圈内的规则改变，久而久之，心思就不在写作上了。”

　　漫游

　　1986年，徐星决定出门远行。骑着买来的一辆28寸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回来后 报名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作协合办的研究生班，读了两个月的课以后，觉的没意思的徐星又去了西藏，这一走又是一年 。

　　白天骑车，晚上写作。在农民家里，在小店灯下，像《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等一批小说，都是在路途中写 就的。从南到北的风土人情，不同的文化艺术，还有活生生的民间生活，这一切完全与他在北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不同。

　　徐星在一篇作品里承认：“我一点儿也不想把这种路上的消遣变成一种无聊的紧张，我决定对这些家伙视而不见，我 决心恢复以前的一切……”这是表达了自己和文学圈决裂的态度。

　　1989年，因为《无主题变奏》在国外的出版，徐星获得了一个机会，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作访问学者。199 1年，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夫人看了徐星的法文版作品集，感觉有些像年轻伯尔的 作品。在得知徐星就在德国境内讲学，她向徐星发出了邀请，到伯尔的老家去专门写作，伯尔基金会为他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 费用。

　　在徐星之前，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的上一位作家是索尔仁尼琴。

　　伯尔的老家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堡，徐星在那里居住了两年。这一时期，徐星写出了《失去歌声的城市》等小说，也就 在这段时间，徐星开始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越是在国外，对国内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记忆越清晰。在某个炎热的夏日中午 ，这部在国内开始的、名为《剩下的都属于你》的中文长篇小说就这样在德国一个古老的城堡里重新继续，这部小说里有对自 己走过人生之路的缅怀，有对中国民间生活真实的记录，两个流浪汉，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开始了漫无目的 的漫游。

　　1992年，徐星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学位，他的方向与中国文化有关，在国外的图书馆里，看到了无数国内看不 到的历史资料。“出国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看问题不要太极端，这是我以前的老毛病。”他这样说。

　　后来，他发现攻读学位并不轻松，“觉得没劲，放弃了”，1994年，徐星选择了回国。

　　如今，似乎所有的理想在徐星身上都不见了。没有什么能够把他轻易打动，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激动，除了女人和爱 情——“当我们过于恐慌时，我们拼命寻找的是女人”——他在一本书里这么说。

　　不爱钱怎么活呀

　　回国以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星主要靠给外国人教汉语为生。有的时候徐星也给在电视台 工作的朋友们做策划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拍广告。大多数时候，这些工作也只能维持他基本的生存。

　　徐星对钱有自己的看法：“钱真的很重要。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不过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 ，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但是生活总是在改变人的。在吕乐执导的作家电影《诗意的年代》里，徐星有这样的一段话：“这钱的意义，这两年 变了。真的，从前吧我觉得好像说没钱吧，好像都没钱，就是特自然。现在好像说没钱有点儿——这人可能有点儿弱智吧，怎 么能不会挣钱？有点儿这个。怎么能不爱钱呀？谁不爱钱？不爱钱怎么活呀？——我觉得阿城说得特别好。先铆足了劲挣钱， 挣个七八年钱，然后再安定下来写东西啊，再全找回来，完了。”

　　话虽这样说，但徐星没有想到靠文学去赚钱。“我从来没想过把这个(文学)作为吃饭的手段。我可以随便写一本书 ，或者写个杂谈赚点钱，但我情愿去干点体力活。”

　　电影徐星

　　徐星现在的工作是拍纪录片。2003年底，徐星回到当年作为知识青年插队的地方，拿着借来的机器，用DV拍了 6位剪纸艺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自导自剪，出来的第一部纪录片名为《常振芳》。

　　现在，徐星又在拍一部叫《光明桥》的电影纪录片。纪录北京立交桥上的“非法”小贩们的生活，当然，包括他们的 “天敌”——城管。作为导演，徐星希望通过小贩们生活的缩影折射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探询光明桥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光明 或黑暗。

　　对中国电影，他有着太多的不满。比起纪录片，他更想拍的是故事片，真正用摄影机来拍一部真正的电影。

　　对电影，徐星有着在文学上的自信：“我现在才四十几岁，很年轻，是吧，有很多事情还来得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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