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策
卡尔·波普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今年9月17日是他逝世10周年纪念日。其代表作《开放社会
及其敌人》早已为国内知识界所熟悉。他一生致力于批判理性主义，反对历史决定论(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即是《历史决定论的
贫困》)，倡导证伪主义，后者是他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和哈耶克、伯林一样，他也是个自由主义思想家。
《二十世纪的教训》是波普尔在生命最后几年发表的两个演讲和记者访谈录。在与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蒂的谈
话中，他分析了苏联的衰落，同时抨击了苏联氢弹发明者萨哈罗夫。在涉及当今政治时，波普尔还为开放社会重新理出了一张
当务之急的清单，看看社会能不能做到。这份清单，第一是和平；第二个重点是防止全球性人口爆炸，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先
决条件；第三个目标是教育，警惕电视张扬的暴力对孩子的误导；第四是照顾社会“受害者”(我们的措辞或许是“弱势群体
)——残障、心理有问题的朋友。波普尔的用意是，各方人士通力合作“超越恐怖的政党体系”。
关于世界和平，波普尔走出了意识形态的死胡同。他说，“具体的步骤是：所有的文明社会，或还算是文明的社会，
应该通力合作，买下所有的萨哈罗夫炸弹或是其他流落在黑市的核弹……销毁所有的核武，只留几枚以策安全。”实际上，清
单所列的核扩散问题、人口失控问题、媒体暴力问题和道德沦丧问题，也可以说是波普尔新提醒的开放社会的敌人的问题。
在访谈中，波普尔多次提到媒体的危险和堕落问题。完全可以认为，他是个反电视主义者，简直难以想象，他居然一
直都没买电视机。他的基本的“电视观”是，电视带来的恶果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没落，因为它传播的暴力信息刺激了犯罪率的
增长。面对媒体暴力，他甚至说“我们需要媒体检查制度”——这种论调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口中说出来，的确让人吃惊。关于
自由主义，在哈耶克那里体现为坚持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往奴隶之路。在伯林那里体现为反对依照积
极自由建构的政治设计，捍卫消极自由，即类似于经济上的不干涉主义。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持不干涉理念。波普尔
主张对媒体进行道德干预不假，但他主张运用法治杠杆来平衡类似的计划/市场、积极/消极。波普尔认为，自由来自责任。
在他看来，自由的概念也是法治的概念，他说，“法治的首要功能，就是避免暴力；真的，这个定义很有用。根据法律，我就
是不能打你。我手腕的自由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合法地打在你的鼻子上。这就是法治的基本概念。”他其实并没有偏离自由主
义原则，他只是吁请法律保护孩子免于暴力侵蚀。
波普尔因此为电视问题开出了良方：用控制与自我控制来解决。控制当然是指政府干预，但最好的控制形式是自我控
制，电视制作人员和观众都应该自我节制。他认为，这种控制和自控就像是道路上的交通规则，而且，这跟民主体系中“所有
权力都应该有所节制”并不相悖逆——前提是，电视确实成为不可遏制的暴力象征。事实正是这样，电视暴力已泛滥成灾。波
普尔是自由主义者，也是个乐观主义者，但对他来说，乐观主义象征着道德责任。在“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演讲中，
他再次谈到了媒体。他说：“媒体必须看真相，说真话，了解他们代表的潜在威胁，发展出自我批评的态度，这是他们的新工
作。但是他们却在这个世界肆虐。除非他们合作，否则，我们不可能保持乐观。”显然，在波普尔看来，媒体肆虐是开放社会
的敌人——跟核扩散、人口失控等问题一样严重。波普尔开列的清单是对开放社会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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