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红：她们的孩子让我痛

　　采访：本刊记者/李秀平 胡媛

　　主笔：李秀平

　　未婚妈妈的孩子，其实有个饱含歧视的称谓：私生子！

　　孩子们的人生前路，除了布满歧视的荆棘，还有什么崎岖？

　　在长达三年时间内拍摄《姐妹》时，李京红看着一幕幕人生剧目在持续演进，但有些东西，他根本无法用镜头记录下来。比如，孩子们对父爱的渴求与“期待”。

　　关于这些孩子，本刊与李京红做了一场对话。

　　法律与生活：了解他们之后，你对这些孩子有份什么样的感情？

　　李京红：我曾画过画，拍过图片，都不成功。于是，开车到处流浪。流浪到深圳后，我被这个城市的“年轻”和“现实”吸引，停泊下来写书——写自己的经历。

　　就是在深圳，在看电视时，我看着电视中矫揉造作的内容很生气。一生气，决定自己拍一部电视片。

　　在拍《姐妹》的时候，我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但自从拍摄了《姐妹》，我就再也放不下那些父亲缺位的孩子。在阿文交不起孩子的托儿费时，我寄去一笔钱；阿美的孩子上学，我找了一笔赞助。我也想帮章桦的孩子，但因“小杨不放孩子”而作罢。

　　法律与生活：这些孩子最缺的也许不是钱。他们最缺什么？

　　李京红：缺父亲的爱！他们的母亲只是在养活他们，但不能填补父亲缺席的空白。

　　在拍摄《姐妹》期间，我见到一个这样的孩子，一个脏乎乎的小男孩。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几乎一整天“粘”在我身上：坐在我腿上、趴在我背上、吊在我脖子上、在我身上滚来滚去。我抱着他的时候，感到心痛。他需要父爱，我暂时代替了他的父亲，但我不能给他永远。

　　那种滋味，想想看吧。

　　法律与生活：法律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现实和法律的距离有多远？

　　李京红：缺一半！如果老师让他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是全班学生的作业，老师不可能因为一个孩子改变课程。这些孩子生活中没有爸爸，他们怎么写？

　　出门去，他们看到三口之家，就会问“我爸爸怎么还不回家”。孩子在追问爸爸的时候，妈妈往往是说谎的，“出差了”、“出国了”。

　　母亲的谎言，对孩子有影响。一旦知道了真实情况，自己被爸爸抛弃了，就会给孩子留下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印象。他们就会去寻找公平，会偏执。

　　未婚生育的孩子，会发现社会与他们脑子里社会不一样，和老师告诉的也不一样。他们就会不断地去寻找，不断地纠偏，好就好了，坏就坏了，就会报复社会。

　　附录：

　　《姐妹》导演眼中的未婚妈妈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当着章桦的面，李京红这样评价未婚妈妈这个群体。

　　在他眼里，她们“不独立、不自立、依赖性强、图虚荣”。

　　“为了这点可怜的生活费，她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香港人’给点钱，她又惯性地依赖了。”李京红认为阿美就很典型。

　　“图虚荣，想通过男人改变命运。这样的打工妹，比比皆是。”他说，但就像章桦一样，这条路其实很难走通。她们以为找个城里人就变成城里人了，其实不是这样。

　　他认为，未婚母亲的困境是“身份问题”，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体察到，她们之中弥漫着这样一种心态：被原来的男人抛弃了，就想找另一个男人来补缺。要找一个条件更好的，“气气”原来那个男人。但是，因为受过伤害，她们和别的男性交往时，会不断地验证，结果恶性循环，你不信任别人，别人不可能以真心对待你……

　　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孩子有个独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有责任。

　　在 这一点上，他很欣赏阿文，因为她说过一句话：“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把孩子拉扯大。”

　　他想改变她们，用榜样的力量。这个榜样，就是章桦。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