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被熊毁容者的变脸人生

　　记者◎朱文轶

　　整形医生郭树忠的办公室电脑里存了一张李国兴受伤前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蓝色卡其布衣服，戴着蓝灰色八角帽子，站在一堆零乱的树枝前。这是一张轮廓分明、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照片是几个闯入深山的旅行者帮拍的，效果不错，但半边脸被光线挡住了，看上去好像1995年早春的阳光很强烈。这是记录李国兴个人历史的唯一证据，现在，这

张脸，或者说这个人都消失了。

　　到2004年春天，一切就已经变了。在和一只黑熊的突然遭遇中，李国兴被发怒的熊严重抓伤，变得面目全非。做过无数例外部整形手术的郭树忠2005年第一次看到那张被毁坏的脸时还是有些吃惊，“非常丑陋，没有鼻子没有上嘴唇，牙齿露在外面，半边脸都没有了”。

　　李国兴现在正躺在西安市西京医院心外科一个高度清洁的病房里。他的脸已经不是手术前面目狰狞的那张，不过也不再是照片里那张了。这个专门给移植手术病人准备的病房里，空气都是净化的。进入这房间的所有东西都要消毒，他每天所吃的流质食物在煮完送进去之前还要在

　　在一种被称为“免疫抑制剂”的药物作用下，李国兴身体的免疫力正被降到很低的水平。这种药物是为了确保他的身体不去排斥刚刚移植过来的“新脸”，保证手术成功，但也让李国兴极易被任何一种细菌感染。“他和医生们都在走平衡木”，手术的主刀者郭树忠说。

　　李国兴的体内正在悄悄进行着一场斗争:他的身体对那个“外来”的新面孔并没有任何好感，而他的大脑却有接纳它的强烈愿望。这个在中国最偏僻的滇西北老君山地区生活了30年的傈僳族青年没有念过一天书，他根本连汉语都无从听起，但他对两年来饱受自卑、恐惧、冷落煎熬的生活忍无可忍。他的主治医生张辉说，在术前对李国兴做的心理测试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动机和心理承受力。

　　李国兴做了一个选择，选择了一种重新回到“人”的模样的方式。作为交换，他将要用接下来漫长的人生去适应全新的一张脸，并且很有可能要一直在那种摧毁他免疫力的昂贵药物“免疫抑制剂”下生活——他是一次尖端医学的实验品;他终身要走“平衡木”。甚至维持这样脆弱的平衡也不易:即使使用最便宜的国产药，他将来一个月也要为此开支1000到2000块钱。这几乎是他们整个村子一个月的经济收入。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些问题。让他做出选择的渴望太强烈了。

　　“最合适的换脸者”

　　郭树忠从适度冰冻的组织保护液(UW液)里把即将移植的半边脸部供体取出来，李国兴全然不知，他已经被全身麻醉了，时间是下午15点10分。

　　李国兴没有看到这个陌生的脸庞是怎么移嫁到他的脸上的，直到术后第二天，他通过一个不锈钢的盘子大约地看到了他的“新脸”，不过是模糊不清的。他笑了一下说“很好”，传递笑意的仍然是他自己的半边脸，“新脸”还是僵硬不动的。医生们没有一下子给他镜子——这需要一个过程。

　　手术小组等了一个月才在上百个备选供体里找到了这张脸。他们一共进行了4次供体配型，1次初步配型，3次正式配型。“换脸手术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郭树忠说，人和人之间组织配型要一样，组织移植要血型相似，同时组织配型要相近，“人有6个位点的配型，这6个点里至少靠近3个左右，现在这个病人接近3个位点。”

　　李国兴3月11日在亲戚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一名成员的陪同下，坐了两天火车到西安火车站。这无疑是他人生里面惊心动魄的一次旅行。他将要面对无数的新鲜事物:火车、汽车、大理石地面、电梯。李国兴今年30岁，长脸，皮肤黝黑。要和他匹配的那张脸是圆脸，皮肤白净。二者的轮廓，大小，质地都不尽相同。张辉说，手术前专家还讨论了种种可能性，受体是少数民族傈僳族，供体是汉族，这会不会增加手术中排斥反应发生的几率？“最终的手术方案是一种最优选择。”

　　4月14日手术这一天，郭树忠天没亮就起身了，他爱人给他做了馒头稀饭的早餐，他吃完7点半就到了办公室。虽然手术要下午才开始。“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想清楚”，他说，“不能太紧张，也不能太放松”，10个小时以上的大手术是场体力活。

　　“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给人选配件”，郭树忠经常对人说这句话。他说，因为存在多种风险，以及术后长期的药物依赖，“换脸”始终不是整形手术的首选方案。通常的首选是采用自体组织移植。郭树忠最拿手的手术“耳朵再造”，就是取人的肋软骨再造耳廓。“不过虽然外形像，还是不一样，你一摸，再造的耳朵是硬的”，郭树忠说，自体移植的缺憾是替代品毕竟是假的，而且嘴唇的唇红、“人中”，根本没有办法在人身上找到类似部位。

　　对任何一个整形科医生来说，这种被称作“换脸”的“颜面部复合组织异体移植术”都极富挑战性，它意味着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主刀者要具备丰富的手术想象力和完美的操作能力。但它对对象要求严苛:要严重毁容，缺乏结构与形态相接近的自体组织;要年富力强，经得起免疫系统被攻击的考验;要动机强烈，愿意接受“变脸”。这三条，李国兴都符合。

　　郭树忠和李国兴见第一面，对这一点就很确信了。2月4日一大早，李国兴和他的哥哥就从家里出发往啦井镇赶，从村到镇上没有通车，要走半天。他们和郭树忠约在这天中午在啦井镇碰头。“中午吃饭，镇上人说很难接受和他一桌吃饭，我就给了他100块钱让他到另外一个馆子去吃点。我看着他不作声地走开，走路都是靠着墙溜着边走的，这样可以把他的半边脸挡住。很多被毁容的人，在事故中活了过来，都可能在社会中慢慢死去。”郭树忠回忆说，“吃完饭，他哥哥对我说‘你带他走吧’，我跟李国兴说了手术的一些风险，他没怎么多想就坚持说‘带我走，老婆孩子那边没什么可商量的’。”

　　和两年来的耻辱相比，李国兴很容易做出了他的选择。

　　4月14日下午14点30分，在西京医院心外手术室里，一名技师检查了显微外科手术用的显微镜，巡回护士忙着放置各种手术器械。李国兴安静地躺在消过毒的蓝色布单上。麻醉师熊利泽要开始对他进行麻醉了。

　　“怪物”

　　4月19日，手术后的第五天。李国兴这天的早餐是煮面片，青菜、肉末、生蒜剁碎了，和在一起煮。李国兴躺在床上，吃得很香。还要再过几天，他才可以下床走动。手术前，他更喜欢挨着床沿蹲着吃饭，吃几口，把碗放在地上。

　　李国兴沉默寡言。他偶尔也会笑一下。护士长刘云景早上去查房，跟他开玩笑，“李国兴，今天吃了几个鸡蛋？”他就调皮地回答，“100个”。阿拉伯数字是他在医院呆的一段时间里勉强学会的几种汉语之一，他慢慢能听懂一些汉语了。问他“要不要小便”，他会把裤子往上提一提，表示“需要”。大部分时间，他跟医生、护士之间的交流都要由他的翻译乔秀荣代劳。这个23岁的傈僳族小伙子是李国兴的侄子，是他们那个族族长的儿子，被他父亲派来照顾这位叔叔的一切。他还是当地一个小学的民办教师，李国兴15岁的大儿子就在他班里念书。

　　刘云景说，手术前后，李国兴的饭量都很大，每天早上要吃5到7个鸡蛋。刚来时候，护士让李国兴把他喜欢吃的东西列个单子，想了半天，李国兴就列了三样:鸡蛋、包菜、土豆。“他们那里只种玉米、土豆，他从来没有吃过鱼和虾这些东西”，刘云景说，她总爱拿这个跟李国兴开玩笑。

　　李国兴喜欢看别人冲他乐。他会挣扎地回报一个笑容。他右脸的肌肉被毁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生机的疤痕。他左脸的肌肉能略微表达一下内心的情绪。刘云景冲他笑时，他笑了，但笑得很难看。

　　两年前的那次袭击是毁灭性的。当皮肤被毁坏到第三层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原来所具有的压力。下层皮肤会任意生长，愈合后会形成不规则的伤疤，疤痕的力量把李国兴右半边脸的眼睛和下唇向中间拉。手术组成员张旭东博士说，因为早期在地方卫生院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创口形成了可怕的疤痕，“在当时还不会感觉有什么，时间越长，疤痕收缩得越厉害”。除了少了半边脸，整个面部都严重变形了，变得非常可怕。在李国兴生活的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啦井镇新建村，他是一个“怪物”。

　　乔秀荣说他班上的一名学生曾经被这张脸吓哭了，第二天再没敢去上学。乔秀荣深思熟虑绕着弯子跟他的叔叔建议，不要再去学校周围了。“我天天照顾他，但手术前我和他在一起吃饭也吃不香啊。”乔秀荣说，李国兴受伤之后，用家里唯一的一头牛换了1000多块钱，加上全族9000多人凑的7000多块钱，在镇卫生院做了基础治疗，保住了一条命。他家地里的活也是由村子里的人轮流帮着干，村里人都很憨厚，对他们家方方面面都很照顾。“可怜和害怕，是两种感情，是没办法控制的。”今年初，郭树忠到兰坪跟李国兴见面时，一个村民拉着郭树忠悄悄说，他有天没事在村边墙头呆着晒太阳，李国兴轻手轻脚走过来跟他搭讪，他应付了几句就跑开了，一天心里都发毛。

　　在受伤后的两年中，李国兴越来越孤僻，他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着。村里人说，这几年村子里关于他家的闲言闲语越来越多，他的老婆还差点跟人跑了。

　　“变脸”

　　站在手术台右侧的郭树忠把脸紧紧地贴在显微镜上，他伸手用有两个钢片的“血管夹”夹住血管外端。另一个主刀医生韩岩靠近了些，站在辅助目镜的位置上，拿着镊子和持针器开始缝合血管。房间里的10名医生通过一个摄像机和他们分享看到的一切。

　　他们的目的是要保证血管畅通，供体组织成活。“变脸”才刚刚开始。如果半个小时后，发生不可抗拒的“超急排斥反应”，这块被移嫁上去的“脸”就会迅速肿起来，这意味着它受到李国兴体内的淋巴细胞攻击，很快会死掉。大家就都失败了。

　　“外科医生一定要有好的心理素质。风险越大的手术，越要沉得住气，才能往前走。”郭树忠说。当然他的压力还来自其他方面。医院为这次手术一共投了20多万元，前后有五六十个各环节的顶级专家加入了手术方案的讨论。“一旦手术失败，我没法向医院交代。”

　　缝合血管是显微外科的基本功。一个头发丝在显微镜下面，像电线一样粗，手稍微的抖动在镜下会看起来晃得很厉害。张旭东博士说，吻合血管就像穿针引线一样，把两截血管连起来，针距要一样，还要尽量减少没有必要的重复动作。

　　每根血管比火柴杆还细，要在上面缝8到16针。郭树忠说，血管里面非常光滑，外部却有很多毛细组织，首先要把血管切口的外部抛光，不能让一点点毛细组织进去，否则马上就会形成血栓，堵塞血管，手术就必须停止。

　　血管吻合完毕，时间是下午18点20分，郭树忠宣布“开闸放血”。

　　血管一接通，李国兴的血开始迅速地输入移植的脸部组织中。被冷冻的“供体脸”一有温度后，血管扩张，到处出血。血溅到了郭树忠和韩岩的手术服和纸套鞋上。

　　一直站在手术床脚部位置的麻醉师熊利泽要随时注意着“多功能监测仪”显示李国兴的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各个数据。还要格外留意连接呼吸机的导管有没有断开。李国兴开始大量出血。出血可以保证血管中血的通畅流动，供体组织保持活动;但出血量又要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要能够止血。平衡，掌握在麻醉师手中。

　　半小时后，“超急排斥反应”没有发生。但让郭树忠紧张的事也出现了——“李国兴的失血量超出了我们的预计。”他说。

　　移植手术和一般手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异体血输得越少，引起肌体免疫反应的程度越小，换脸者身体对异体组织的排斥反应也就越小。手术组一开始只准备了400毫升事先从李国兴体内抽取、用于回输的自体血400毫升和一种来自黏玉米的人工代血浆400毫升。晚上20点，自体血就全部输完了。

　　意外因素来自于李国兴自己。熊利泽说，由于李国兴长期在云南高原上生活，肌体内已经有一些适应性的变化，具有携氧功能的红细胞比平原生活的人生成得要多，术前测量含量在169克/升，血液黏稠。“我们本来要让他的血色素下降一点，利于血管接通后的血液流动。”这个从牛津医学院毕业的麻醉师事后回忆，“可当我们做了这项工作以后，发现他的凝血机制也发生了改变。”

　　毛细组织本来就异常丰富的面部一时间血如潮涌，所有出口都有血在涌出。郭树忠还不能用止血钳夹，害怕血管会因此受损。他们想尽了办法止血，电凝、纱布。因为供体脸部带有骨头，骨头里也向外出血，郭树忠和韩岩迅速用骨水泥抹住。

　　因为失血过多，换脸者出现了心律不齐、休克。必须要输异体血了。晚上21点，李国兴出现高压70，低压50的低血压水平。刚刚在另一个手术室完成一例肝移植手术的麻醉师陈绍洋加入了抢救。熊利泽根据“吸引瓶”的刻度变化和沾血纱布的数量随时计算着补血量，“一块纱布能吸20毫升血，10块纱布就是200毫升”。他随时向护士发号指令。

　　到21点10分，护士从血库调来了400毫升血和血浆，10分钟后，又两次各调入2000毫升血和血浆。5000毫升血的输入终于稳住了局面。22点，“多功能监测仪”里平稳的警报声响表明一切正常。最好的消息是:“超急排斥反应”到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发生。

　　“变脸”最危险的时刻于是过去了。

　　傈僳族的人熊之战

　　术后第三天，4月17日，李国兴起床兴致勃勃地告诉乔秀荣昨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又站在山坡上开始放羊”。乔秀荣把这个梦告诉了护士长刘云景，刘云景又告诉了李国兴的主治医生张辉。无论手术，还是术后要面对的各种问题，所有人都一直担心李国兴的忍耐力。这个细节让大家都很开心。张旭东后来在他们医院内部论坛发的“换脸日记”里写道：“看来，我们换的不但是一张脸，而是一个人的心灵，是对未来的期望。”

　　在怒江边一个穷山偏壤里生活的李国兴对未来从来没有过期望，失去了半边脸让他有了期望:回到原来的生活。乔秀荣说，李国兴15岁就结婚了，他的老婆比他小一岁。这个身高将近1.8米、体重79公斤的汉子原来是村里出名的大力士。南坪啦井镇新建村的人平常经常相互帮忙做农活，李国兴是最能干的。他说，李国兴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一次最多能喝4斤，而且每天都要喝。

　　手术前有一件至今让医生们费解的事。李国兴的群体反应抗体实验(PRA实验)显示，他的抗体高达100%，显示出强阳性。这是任何移植手术的绝对禁忌，PRA抗体高，意味着人体的警察队伍警戒性极高，只要有外来入侵者，一律会被排斥出来。“平常情况，百分之四五十已经算是相当高了。并且只有黑人和一些曾经接受过器官移植并失败的人才会出现。”张辉说，大家差点觉得没戏了，如果从这个数据看，李国兴肯定不是一个适合做换脸的患者。专家讨论后给他做了一种叫“免疫吸附”的治疗，希望通过免疫治疗，把体内抗体降下来。“这种治疗一次8到10个小时，每次能降10%，一般抗体高的人要五六次才能降下来。没想到李国兴只做了两次，就降为0，阴性了。”

　　这个奇怪的事情至今没有结论。张辉说后来他们觉得会不会跟李国兴长期的高原生活和大量饮酒有关。

　　“被熊毁容的事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才会发生。”张辉说。两年前，李国兴发现自己放养在山上的羊不见了，他和其他两个同伴就去找羊。李国兴家里一共就七八只羊，是家里最值钱的财产。后来两个同伴在半山打牌，就让他一个人上山了。在山上的一条小路边，他发现前方有两棵倒在地上的树，熊把羊咬死后丢在了树干中间。他就跳进两棵树间去找羊，哪知道熊还没有走，熊没有了退路，以为李国兴要抢它的食物，就一掌抓伤了他的脸。

　　李国兴不是唯一一个因此被毁容的傈僳族人。郭树忠去那里，发现一些老妇女用布挡着脸，“她们都是在寻找家畜中被熊袭击的”。一名当地妇女还对他说，经常有黑熊晚上到农户家偷粮吃。有一次，一只黑熊在她的邻居家偷吃完东西后，懒得走路，就一路打滚滚下山坡，压倒一大片即将成熟的庄稼。傈僳族一直维持着“无地界牧羊”的农业传统，而当达到可行的种群数量后，熊明显地成了羊和农民的敌人。具有这种传统的傈僳族人，想要杀掉所有的熊——他们生活方式的敌人。自从1990年政府对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黑熊实施禁猎以来，熊的数量成倍增长。据当地林业部门估计，每年动物攻击人的投诉金额达近50万元。-

　　相关专题：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