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情敌：“二奶”泪洒法庭

　　本刊记者/吕娟 实习生/高雅

　　提要：发现同居多年的“老公”有了外遇，她一怒之下烧掉了第三者的房子，却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插足他人家庭的 第三者。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如何保障与监管的问题，正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而凸显。

　　与邓峰(化名)同居十多年的曾玲(化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老公”竟然有外遇。找到“第三者”后 ，她一把火将其住房烧毁。2007年7月6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曾玲涉嫌放火罪一案开庭审理。

　　身材瘦小，梳着马尾辫，面容清秀却憔悴，眼角已有难掩的皱纹。当戴着手铐的曾玲走进法庭的时候，柔弱的形象让 人很难与其放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曾玲提及一年前自己的行为时，也数次饮泣，痛 陈自己的不是，并向受害人舒丽(化名)表达自己的歉意，尽管自己的“老公”邓峰与舒丽这一天并没有出现在旁听席上。

　　什么令我妒火烧房

　　整个庭审过程中，曾玲大多数时间低头不语，除了要求法律宽大处理外，对公诉人指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06年8月11日上午，怀疑邓峰“有外遇”的曾玲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女儿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某小区某住 户楼内，在确认这里正是“老公”邓峰的另一个家，并发现邓峰已与另一名女子生了一个孩子后，气愤异常，遂用打火机点燃 几张面巾纸，扔在主卧室的床上，火势迅速蔓延，待民警赶到时，这个近130平方米房间内的大部分东西均已烧毁，而据屋 主舒丽估算，仅屋内用品等损失已超过30万元。

　　曾玲是在半年前发现邓峰与一名女子“关系密切”的。

　　2006年2月的某晚，曾玲发现一向习惯在家关机的邓峰这天手机没关，便好奇地查看他的短信信箱，收件箱里的 一条短信引起了她的注意：“老公，我难受，睡不着。”

　　曾玲就短信内容的暧昧，气愤地向邓求证，但邓峰很坚决地否认了。出于女性的直觉，曾玲在心里暗暗记下了这条短 信的手机号码。

　　2006年8月10日，邓峰上班出门时忘了带公文包，曾玲翻了他的包，发现里面有几张家具、电器的送货单，“ 一看就知道是新房入住买的东西”，地址是世纪城某小区，留的电话号码，正是上次给邓发短信的号码。当天，曾玲再次询问 邓峰，邓峰说，什么事都没有，让她“不要瞎想”。

　　我不信，我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勾引我“老公”。那晚，“老公”没有回来，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按送货单上的地 址，抱着我们的女儿，来到这个小区。我在楼下按下对讲机，说找邓峰，屋里的人没有怀疑，给我开了门。

　　屋里只有两个保姆，还有一辆婴儿车，卧室还有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小孩在睡觉，我一看，屋里的东西和订货单上的一 样，就知道邓峰把东西送到这里来了。我问保姆邓峰在不在，保姆说他不在，还说他很忙，偶尔回来吃顿饭，我又问他媳妇呢 ，保姆说出去了。

　　现在我确定了邓峰还有一个家，而且是和这个女人的家。保姆告诉我孩子姓舒，我奇怪孩子为什么不随邓峰姓，我想 到邓峰有一个女同事叫舒丽，向保姆确认后，知道了舒丽就是那个第三者。这时保姆告诉我，孩子三个月了，跟邓峰长得一模 一样。

　　我生气极了，也伤心极了，我拨通那个背得滚瓜烂熟的手机号码，质问舒丽为什么破坏我的家庭，让她回来把这件事 说清楚。她的态度很不好，说我这样做没有意思，让我跟邓峰联系上再说。

　　我立刻给邓峰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舒丽家里，让他过来解释这件事，我还赌气说，如果他在半小时内不回来，就把 他和舒的孩子掐死，但他说很忙，就把电话挂了。我气疯了，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茶杯砸在地上，又拿起一个茶杯和保温杯砸 在电视上，电视屏幕出现了裂痕。女儿害怕得直哭，我停下来哄她，两个保姆怕我伤了他们的孩子，抱着小孩跑下楼去了。

　　我抱着宝宝在屋里转，还是觉得不解气，我和他一起住了十多年，还给他生了孩子，可现在，他给这个女的买这么好 的房子，这么高档的家具，还请了保姆，我觉得不公平，想到报复他，我看见自己手里拿着砸东西时茶几上放的一个打火机， 就从主卧室的梳妆台上拿了几张面巾纸，用打火机点燃扔到主卧室的床上，床点着了，我没有着急走，到其他几个房间看看确 实没人了，才关门出来。我刚出门，就看到保安在楼道里，烟感器报警了，保安正在找起火点，我什么都没说，带着宝宝乘电 梯下楼了。

　　原来我也是第三者

　　在接受公安机关的预审以及法庭庭审的过程中，曾玲一直习惯性地叫邓峰“老公”。

　　但事实上，曾玲与邓峰并没有结婚，相识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

同居关系，而更令人惊讶的是，邓峰本人却一直有一个 合法妻子，而且两人的儿子已20岁，在京读大学。

　　1996年，27岁的曾玲只身从广西老家来京打工，在某建筑公司做预算员期间，与该公司的副总、工程师邓峰从 同事发展为恋人，1997年，两人正式同居。

　　2004年，邓峰提出想要一个孩子，曾玲曾借此机会提出结婚，邓峰找了理由推托，曾玲没有多想，遂辞职在家， 专心待产，2005年，曾玲生下一个女儿。

　　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曾玲称，邓峰一直告诉她，自己已离异，甚至有一次，两人一起与邓的“前妻”和儿子吃饭， “我俩在她(邓妻)面前一直以老公老婆相称，她没有任何反应，如果他们没有

离婚，她怎么可能忍受呢？”

　　但是，在为公安机关作证的时候，邓峰在阐述他与曾玲的关系时却称，从1997年开始，他们一直是公开住在一起 ，自己的同事和双方家人都知道这事，也知道他还有一个尚未离婚的妻子。

　　2003年，邓峰认识了同样从外地来京打工的舒丽，舒后来进了邓峰的公司上班。2004年，两人发生关系，在 曾玲为邓峰生下一个女儿7个月后，舒丽也生下一个女孩，与曾玲对邓峰的前后两段感情“毫不知情”相反的是，舒丽一直知 道曾玲的存在，“我知道他俩谈过恋爱，后来还有了孩子，但没结婚，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也不想知道，没问过”。

　　在法庭上，曾玲数次掩面痛哭，称后悔自己冲动行事触犯刑法，也后悔自己“看错了人”。

　　放火下楼后，我没有走，在楼下给邓峰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把房子点着了，让他回来。我也知道，弄出这么大的事， 我也没法走了，保安可能已经报警了。一会儿，邓峰竟然和舒丽一起来了，我恨极她了，上去就和她相互撕扯打骂起来，接着 民警就把我带走了。后来听说，邓峰把我的女儿送回了家。(哭)

　　从案发到现在，邓峰没有来看过我一次，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却不知道他除了有一个没有离婚的老婆，又在我 之后有了另一个情人，直到进了派出所，我才从警察那里知道，原来我也一直是个第三者。

　　和他在一起的这十多年里，我也无数次问他，说我们结婚吧，他总是说不着急。说实话，这些年，我们的感情一直很 好，我从来没有想查实一下他的婚姻状况，他也是从外地来北京创业的，比我晚来这个单位，来的时候就说他已经离异了，对 于他的“前妻”，我只知道她也在北京，并且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她也知道我，却从来没有找过我，这一切都让我无法怀疑他 。我是高危产妇，从怀孕到生孩子都很辛苦，这段时间他很照顾我，也很疼宝宝，但我没想到就在我怀孕那段时间，他又有了 别人……我真是瞎了眼！(大哭)

　　我现在主要是担心我的孩子，她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我现在差不多一年没有见到孩子了，她还不满两周岁(再 次大哭)……现在孩子由我父母带着，我不知道他(邓峰)有没有去看过，应该看过吧，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孩子的父亲。

　　2007年7月20日上午9点，曾玲放火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第二法庭宣判，曾玲犯放火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3年。曾玲同时被告知，由于邓峰已答应她通过律师转达的请求，代她向被害人舒丽赔偿了其全部经济损失，舒丽放弃了 对曾玲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

　　这一天，邓峰与舒丽依然没有到庭。

　　宣判时，曾玲再次放声大哭，但当场表示不提出上诉请求。

　　“我就想出狱后，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她说。

　　【解读】流动人口重婚、与他人非法同居遭遇监管无力

　　家庭是维系夫妻关系的纽带，事实证明，这条“纽带”一旦发生质的变化，就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婚姻也就失 去了存在的价值。流动人群生理及心理上的空虚常常造就他们的

婚外情甚至是重婚，影响原先家庭的和睦与稳固，事实证明， 一些地区人口流动的状况，已经是诱发重婚问题的温床，流动人口已成为重婚的多发人群。

　　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撇开本案中当事人是否涉嫌重婚不谈，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如何 保障与监管的问题，已经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而变得越来越突出。流动人口的重婚或婚外情与外国人、官员的 重婚问题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长期与配偶分开，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在外地很容易与他人形成固定关系的同居状态，甚至 是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而从客观上看，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后，也具备了包“二奶”甚至“三奶”的经济条件，这 种现象在中国南方一些城市尤为突出。

　　巫昌祯指出，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已经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列入违法的范畴，但很多人指出法律对重婚、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等的行为惩罚不力，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再恢复通奸罪与姘居罪，法律已到此为止”。

　　但巫昌祯同时指出，流动人群中的重婚现象之所以较为高发，与缺乏相应的行政管理是分不开的。“这和流动人口超 生是一样的原因，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流动人口很难纳入当地城市人口的管理视野中去，致使一些既无户口也无身 份、婚育状况证明的外来人员自由地在当地居住，同居甚至生子。”

　　巫昌祯认为，解决流动人口的重婚问题，目前只能从强调行政管理方面入手，强化居委会、村委会、当事人所在单位 以及公安机关的共同监管，如果大家都听之任之，无疑是对现有婚姻制度的严重冲击。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8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