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新遗作之谜

　　-本刊记者/王巧玲

　　张爱玲的遗作《重访边城》在2008年4月号《皇冠》上登出，在文学界引发了各种质疑和反响

　　在整理张爱玲一箱箱的资料时，宋以朗发现了《重访边城》，一篇三十四页的稿子。他想起以前，张爱玲曾经发表过 一篇英文游记《AReturnToTheFrontier》。他细致地比较了两篇文章，发现《重访边城》并非那篇英文 游记的中文翻译稿——这是张爱玲的新遗作。

　　新遗作面世

　　宋以朗是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淇(林以亮)和邝文美的儿子。在父母相继去世后，他成为张爱玲遗产的执行人。他把 《重访边城》交给了台湾的《皇冠》杂志。这篇一万五千余字的散文在今年4月号《皇冠》上登出，在文学界和“张迷”中引 发了不小的反响。

　　著名的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说，看过之后，有惊喜。“没想到居然是这么长篇幅的一篇游记，很细腻，也很优美。 从文法句式和风格看，都能确定是她的作品。”相比较2004年出版的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平实，贴近自然”，陈 子善认为《重访边城》则是“精雕细刻，又回归到她的早期风格。”

　　“张爱玲写散文，喜欢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所以这么长的篇幅应该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描写民俗、民风都是她喜欢 和擅长的部分。”游记中，张爱玲写了台北、花莲的庙宇，花莲的妓女，香港的二房东，买金饰，还由“摆绸布摊的街”写到 了花布和服饰。而写服饰的部分，陈子善尤其欣赏，“可与《更衣记》相媲美。”

　　《更衣记》也是先有了英文版《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后，张爱玲再用中文重新创作的。“虽然她的英文也很好，但 是用中文有更广阔的表达空间。”他认为《重访边城》大概也是如此，是对同题材的中英文不同创作。

　　宋以朗发现的《重返边城》手稿，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难辨。为什么《重访边城》一直没有发表呢？陈子 善做了自己的推测：“张爱玲因为长期在美国，对台湾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她通常先把文稿交给宋淇过目，听取他的意见。 也许宋淇看过后，觉得有不适合出版的地方，比如描写花莲妓女的部分。”

　　张爱玲留下的资料繁杂，“很多随手记下的便条”，还没有做过很系统的整理。在陈子善看来，也许日后仍会有新的 遗作出来，这对张迷们来说也是一种期盼和惊喜。

　　重访边城始末

　　1961年秋天，张爱玲先访台湾，再到香港。《重访边城》记叙的正是此段时间的台湾香港之行。“张爱玲前往台 湾是为了采访张学良，当时她打算写张学良传记《少帅》。但是张学良拒绝了她的采访，他当时应还在软禁期间，也不可能接 受她的采访。”采访不成，张爱玲在台湾呆了大概两个星期，会见了王帧和、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

　　在《重访边城》中，张爱玲由画家席德进带着，在台北随意走街串巷，参观寺庙。“在以前的资料中，这是不为人知 的。”陈子善说，席德进也从来没有披露过陪同张爱玲的这段经历。

　　张爱玲在山上日式旅馆的“将军套房”里住了一夜。“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她“找了脚头 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觉得有臭虫。所以半夜又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以此看来，“虫患”已露端倪，后来在洛杉矶 则是极度严重化，她不得不四处搬家躲避虱子。

　　张爱玲在台湾作家王帧和的陪同下，又南下花莲。但是在《重访边城》里，陪同者却是一位青年向导。“也许是你们 知道的，她反而不写了。”陈子善隐约觉得，如果不是记忆出错的话，那有可能是张爱玲故意虚构了某些部分。

　　张爱玲在台湾收到丈夫赖雅中风的消息，当时他们的生活已相当拮据。为了筹钱给丈夫治病，她决定到香港为电影公 司写剧本。“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很辛苦，手脚都肿了”。她在香港大概呆了近半年，但是剧本《红楼梦》出来后，电 影公司并不满意。张爱玲在给赖雅的信中说：“过去这五个月真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

　　宋以朗依据文中的注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字样)推断，《重访边城》应是创作于1982年以后。那 距离1961、1962年的台湾香港行，已有20年之久，那也是张爱玲人生的最后10多年。她离群索居，孤僻一人，生 活不为人知。《重访边城》的问世，再次让人们揣摩起她最后的晚年生活。

　　最后的张爱玲

　　-本刊记者/王巧玲

　　她似乎早已预知了她最后的生活，总有虱子的困扰，犹如孤岛，死了也没人知道

　　1983年的一天，林式同受朋友之托前去给张爱玲送信。那是一栋单身公寓，类似廉价旅馆，在好莱坞东区。按了 门铃，里面的人只开了细细一条门缝。她说，自己没有换好衣服，很抱歉，把信放在门口就请回吧。他照做了。他一点也不了 解住在里面的女人，此前，也从来没听过她的名字。他放下信后便告辞了。

　　张爱玲从门缝里伸出手来，取走信，马上就把门关上了。那年，她63岁。1972年，她独自一人从纽约搬到洛杉 矶。自从丈夫赖雅在1967年去世后，她就孤身一人生活。她离群索居，不喜见人，电话响了也不接，除非是预先写信约好 的来电。她也很少写信，只是偶尔和密切的朋友、上海的姑姑和弟弟通信。而就算是稀少的书信也几乎成为她的一种负担，“ 一封信要写好几天，屡次易稿，抄了又重抄”。她说，“大概是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在最后的二十年里，她开口说话真是 奇少，除非不得不说，否则都是沉默。而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她总是请他们代为保密，生怕别人知道。她下决心，“过往的人 一概不见”。

　　一年之后，林式同意外地接到张爱玲的邀约，在一家汽车旅馆见面。只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 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她当时正遭虫患，总觉得屋里有跳蚤——“南美品种，生命力特别顽强，而且小得肉眼都看不见”。在她居住的地区 ，确实有很多南美的移民。所以，她从住了近10年的单身公寓里搬了出来，在各种汽车旅馆里辗转迁徙，躲避虱子。“生命 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年轻时候的她曾写下如此让人惊艳的句子。如今，居然像诅咒一样，应验在身。那看不见却 又无处不在的小跳蚤，如幽灵般让她不得安宁。她甚至剃掉了头发。出门时只能包着方巾，或带着假发。她有好几顶假发，或 长或短，样式不一。恐怕，她已经不怎么照镜子了。她如何审视镜子里的自己呢？她向来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

　　接下来的4年里，跳蚤梦魇始终纠缠着她。她几乎“天天搬家”，拖着行李，像个流浪汉。无论出门或在房间里，她 都穿着毛拖鞋，脏了就扔。她用一次性餐具。也是在这段频繁搬家的日子里，她养成了丢弃东西的习惯，她的身外之物越来越 少。期间，她把移民证件也弄丢了，彻底成了没有身份的异乡浪人。

　　幸好，医生开的药治好了她的皮肤过敏。她终于结束了4年的汽车旅馆流浪生涯。她找了一处单身公寓，依然小心翼 翼地避着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找到了她的地址。一位台湾女记者，已经悄悄地搬到了隔壁。

　　女记者有点走火入魔，守株待兔了一个月，终于在张爱玲出来倒垃圾时见到了。“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张爱 玲穿白衬衫，蓝裙子，皮肤很白，低身去整理几个纸袋子，见有人，起了警觉，又关上了门。女记者生怕惊动她，躲了回去。 见没人，张爱玲才又出来，急步下楼去。女记者迅速绕一小径，躲在墙后偷偷看她。“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 几乎极不真实。”这惊鸿一瞥，让女记者想起了《绿野仙踪》。

　　在张爱玲离开后，女记者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她丢弃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 张爱玲可能感觉到了什么。租约满后，她就搬家了。后来，女记者的淘垃圾记见报了。犹如惊弓之鸟，张爱玲的警惕性更高了 ，对自己的住址“绝对保密”，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

　　1991年，林式同接到张爱玲的信件，请他帮忙找房子。虱子梦魇又回来了。她每月花两百美金买杀虫剂，“橱柜 一格一罐”。张爱玲找到了新公寓，这也是她最后的住所。她在邮箱上用了假名Phong，越南人的姓。她对伊朗房东说， 外面传说她发了财，有许多亲戚想找她借钱，躲也躲不开，Phong是她祖母的名字，在中国很普通，不会引起注意。她几 次忘带钥匙，把自己锁在门外，抱怨浴室设备有问题，要房东修理。

　　1992年，林式同接到张爱玲一封重要的信件。她说，为了办大陆版权委托书，“在书店里买表格就顺便买了张遗 嘱，免得有钱剩下就会充公”。她请他做遗嘱的执行人。自从1991年，第二次见面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们的联络方 式就是写信，偶尔也在电话里闲聊几句，当然，这也是通过信件预先约定好的。有一次，她跟他说，三毛怎么就死了呢。他没 有接茬，因为他不知道三毛是谁。他是个建筑师，对文学圈的事几乎不知。

　　1995年中秋前夕，张爱玲被发现死在公寓。尖瘦的她躺在红色的地毯上。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看公寓的黑人，他 发现她多日未出门，上去敲门，没人回应。警察闻讯赶来，验尸报告说，已死三天。

　　“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或许她早已预知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