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晓山 严思凤 江峰

　　人物档案：

　　邓永顺：男，1933年出生于湖北宜都市姚电区红亮乡。1950年开始参加工作，1952年调到沙洋农场，成 为沙洋监狱工作第一代创业人。先后历任沙洋畜牧场办事员、干事、中队长、副股长、股长、副场长、场长，1984年担任 沙洋荷花垸农场党委书记、政委，退休后担任沙洋监狱局关工委副主席。

　　邓学军：男，1960年出生在沙洋农场，1978年参军，1982年复员，1983年考干，先后在熊望台监狱 担任办事员、分队长、队长、科长、副政委，2008年被任命为熊望台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

　　2008年6月18日，笔者终于把这对忙碌的父子请到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这对父子侃侃而谈，父子间亲情在 这一刻缓缓流淌。

　　父亲引导儿子

　　在邓学军的眼里，父亲邓永顺的形象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主人翁石光荣一样，正直、乐观、严肃、激情。

　　1953年，当邓永顺从宜昌公安局调到沙洋监狱工作时，正值沙洋监狱工作创建之时，当时整个沙洋芦苇丛生，遍 地泥泞、血吸虫肆虐、荒无人烟。条件异常简陋，但邓永顺和他的战友们却豪情万丈。

　　在老一辈沙洋监狱工作者的努力下，沙洋监狱工作逐渐发展、壮大。到1960年，邓永顺第四个孩子邓学军出生的 时候，沙洋农场已有了砖瓦房。

　　尽管是家里第一个男孩，邓永顺却没有丝毫的溺爱和纵容，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

　　在邓学军5岁的时候，邓永顺开始教孩子游泳。“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邓永顺看来，游泳是锻炼孩子毅力 和体魄的运动。

　　读高中的时候，邓学军身高达到了一米八，加之体育成绩好、读书成绩好，又会拉二胡，成为班上最有“影响力”的 人。

　　和父亲不同的是，年少时邓学军十分顽皮。在初中时，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爬到几米高的水塔玩耍，正在担水的邓 永顺找到了邓学军，当时就是一扁担甩过去，打到了邓学军的鼻梁，到现在邓学军鼻梁上还有一个浅浅的疤痕。

　　打在孩子身上疼在自己心上。事后，邓永顺送给儿子一句话：“做人要本本分分，做事要中规中矩。”

　　1978年，邓学军参军入伍，临行前，邓永顺对儿子说：“去吧，部队是锻炼人最好的地方，给父亲争口气。”

　　邓学军果然没有让父亲失望，当兵第二年入了党，第三年当上了代理排长。

　　1981年，邓永顺专程到部队看望儿子，连队高指导员对邓永顺说：“你的孩子顶呱呱。”

　　1982年，得知监狱招录警察，邓学军毅然放弃了在部队提干的机会，复员回家，他也想成为一名像他父亲一样的 人。

　　1983年，邓学军以较高分数考取了监狱人民警察，报到的那一天，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一切只能靠你自己 ，我是不会帮你的。”

　　子承父业

　　如果说在家庭教育上，父亲给孩子的是严、爱、教，那么在工作作风上，父亲给孩子带来的财富是正派、求实、好学 。

　　邓永顺到沙洋监狱之前，只读过两年私塾，到监狱工作后，明显感到知识匮乏、危机感顿生。“很多罪犯都是有文化 的人，你要教育、改造好他们，自己没有一点水平怎么行？”

　　邓永顺随身备了三个本子，一个是工作笔记本，一个是摘抄本，一个是综合运用本，几乎每天都要记录上千字。

　　从1960年起，邓永顺还自费订阅了《湖北日报》，这一订就是34年，直至他退休为止，在邓永顺的家中，《湖 北日报》厚厚堆积有一人多高。

　　那个年代没有电灯，夏天又闷热，蚊子特别多，邓永顺只得点上煤油灯，在帐子里学习，邓学军放学回家也要做作业 ，无数个夜晚，父子俩就在同一帐子里各自学习，父亲读报、写总结，孩子读书、写作文。

　　日子久了，白帐子被熏成黑帐子，邓永顺笑着跟儿子说：“帐子黑了不要紧，就怕人不进步。”

　　工作以后，邓学军也养成了随时记笔记的习惯。与父亲不同的是，邓学军更注重信息的收集和提炼。20世纪90年 代末期，他购买了一台电脑，上网学习、用电脑写作成为他的另一个习惯。走上领导岗位后，很多材料都是自己动笔。

　　工作方法上，邓永顺注重实干，邓学军更注重调研。

　　每年邓学军都要深入一线进行两次以上调研，工作30多年，先后有30多篇论文在各级报刊发表，在监狱系统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其中一些经验还在全省监狱系统推广。

　　两代人有变化也有不变的，那就是端正做人、踏实做事。

　　1984年，邓永顺从熊望台监狱调到荷花垸监狱任党委书记、政委，同年邓学军在熊望台监狱工作。

　　在机关狱政科工作3年后，邓学军主动提出下到基层锻炼。期间，组织上考虑到邓永顺身体不好，想把邓学军调到荷 花垸监狱工作。当即遭到父子俩强烈反对。

　　邓永顺对儿子说：“我知道这不是你提出来的，但我还是坚决反对，年轻人就应该靠自己，从基层干起。”

　　邓学军也犯了“倔脾气”，有生以来第一次顶撞了父亲：“你要我去，我还不干呢，我可不喜欢别人在背后议论我是 靠父亲的关系。”

　　担任监狱领导多年，邓永顺从未跟上级领导提出要照顾孩子，也没有给孩子单位领导打过招呼。令他比较欣慰的是， 儿子像他当年那样，靠自己奋斗，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功。

　　2008年，得知孩子担任政委，邓永顺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说，只是叮嘱邓学军：“你的职位和责任是成正比的， 千万不能骄傲自满。”

　　其实，哪个父亲不深爱自己的孩子呢！然而爱的方式各有差异，在对邓学军的工作教导方面，他可以说不遗余力，甚 至还两次赶到邓学军所在中队，为孩子指点迷津。

　　在担任熊望台监狱狱政科长期间，邓学军回家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思想：现在罪犯越来越不好管。

　　“四喜呀，你不能急，”知道儿子的忧虑，邓永顺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要做到‘一攻二防三心四严’：攻危险 犯、防罪犯内因变化和外因影响，对罪犯要关心、知心、细心，严要求、严管理、严格罪犯行为规范、严格工作作风。”

　　这样的交流也不知在父子间重复了多少次，血脉亲情加上志同道合，让这对父子情感步步升华，成为监狱工作的“黄 金搭档”。

　　1994年，邓永顺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1998年，邓学军担任熊望台监狱副政委，主抓监管改造。

　　“我真心感谢我的父亲，从以前的教育到现在的警醒，在人生每个阶段，他总给我所想要的，老一辈身上那种克难奋 进、谦虚谨慎的作风正是我们这代人所要传承和发扬的。”邓学军说，“所以我很愿意跟父亲交流我工作的得与失，从某个程 度上说，我们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薪火相传

　　工作理念上，邓永顺最常讲的是报党恩、讲奉献。而邓学军更多强调是讲责任。同是监狱警察，两人的信念完全一致 ：竭尽全力把罪犯培养成守法公民。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邓永顺题写了一个座右铭：“离职不离责、党需要我就为。”

　　在担任局关工委副主席的十多年间，邓永顺先后帮教罪犯几千人次，个别教育100多人，成功帮教转化顽固危险罪 犯35人，为青少年、学生做巡回报告达数十次。他的晚霞更加灿烂。

　　尽管父亲没有讲自己的感人事迹，但邓学军知道，父亲用行动向他诠释了责任。

　　随着监狱的高标准、严要求，主抓监管安全工作的邓学军越来越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和父亲一样，他用奋进和 奉献做了回答。

　　20多年工作履历中，用“拼命三郎”这个词语概括邓学军毫不为过。

　　狱政科民警蒋志平说：“我和邓政委共事了几年，无法想像，几年里，他几乎从未休息过，每个双休日都下到监区， 每天中午吃饭后就到办公室，每晚巡查到十点，大年三十更不例外，就是每年法定的公休假也全部‘充公’……仅凭这一点， 我们年轻人都无法做到。”

　　2006年9月，一监区进行布局调整，邓学军在现场指挥，不到半个小时，邓学军突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

　　“邓副政委，我们送你去医院，”身旁的监区长鲁立看出了异常。“不要紧，坚持一下就好了。”忍着钻心似的疼痛 ，邓学军坚持不离开岗位。

　　不到十分钟，邓学军头昏目眩，人“轰”的一下晕倒在地上。

　　半个小时后，邓学军被送到了沙洋监狱局总医院，院长宋韩斌检查后说：“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再晚半个小时，生命 就有危险了。”

　　事后，邓永顺得知消息到医院看望儿子：“四喜呀，在其位谋其政，你没有给老爸丢脸。”说过这番话，邓永顺偷偷 背过身，禁不住老泪纵横。

　　从办事员、队长、狱政科长、副政委、政委，每一个职位都代表不同的责任，特别是主管监管改造工作以来，确保监 狱稳定成为邓学军思考最多的问题，作为监狱领导，他像父亲邓永顺一样，带头承担起顽危犯攻坚重任。

　　多年来，邓学军以监狱为家，收获了很多的荣誉，但对自己的家，他却难以顾及。

　　2007年，女儿大学毕业后央求邓学军帮帮找工作，但他没有答应。

　　“爸，您也太狠心了，凭您的关系，给我找个事有什么难。”

　　“女儿啊，不是爸不愿帮你，路，靠自己走。当年你爷爷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邓学军耐心跟女儿解释。

　　尽管心里不高兴，但好强的女儿打起了背包，只身到南方打工。

　　手记：

　　整个采访，笔者挥散不去邓永顺的歉疚表情。当他说起当年打伤儿子邓学军的鼻梁时，他甚至用手轻轻抚摩孩子的鼻 梁，而作为儿子的邓学军对父亲却是满脸虔诚与微笑。

　　鼻梁上的这处小疤痕，或许是父辈们给孩子留下最生动的印记，它记录了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次传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7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