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柳和清整理·王悦阳(记者)

　　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胸怀坦荡；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对着纷乱的时局世事，始终一心一意地将自己 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

　　回想起几十年来与林风眠先生的相识、相交乃至相知的历历往事，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的印象中，林先生短小 、瘦弱，一双艺术家的眼睛却分外有神。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胸怀坦荡；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追求名利，面对着纷乱的时 局世事，始终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

　　

　　阳春面与电冰箱

　　我第一次见到林风眠先生是在1948年，那是在关良先生的家里。当时林先生虽然已经辞去了国立杭州艺术院院长 之职，但仍在杭州艺专任教，周末常常往返于沪、杭两地，并与关良、陈盛铎等人交往甚笃。

　　1951年，年过半百的林先生辞去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的职务，和他的法籍夫人及女儿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 53号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据他自己说，这样是“想静下心来，多一点时间画画”，但也有人告诉我，林先生之所以离开 杭州，还是因为艺术上的“路线问题”与当时提倡的不一致。

　　定居上海后的林先生没有了固定的收入，却需要抚养法国籍的太太，还有女儿、外孙，后来虽有了每月80元人民币 的津贴，但是光为了支付每月160多元的房租就令他捉襟见肘了。林先生只能靠卖画和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 品度日，可谓举步维艰。

　　到了1955年，林先生的生活负担实在太重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林太太和女儿一家选择了离开上海，去了巴西 定居。林先生就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一个人住楼上的一层。

　　一个人生活的林先生饮食起居更为简朴了，也很少添新衣。在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就在那儿买五 分钱的面条，用手托着回家，每天中午几乎都是自己下面条作为一餐充饥应付。到了晚上，他就煮些稀饭果腹。记得有一次在 他家门口的马路上，我和他不期而遇，他手托着面条，笑吟吟地问我：“和清，你是否有约？如果没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 条吧。”我欣然答应了。回到家中，他很快就下好了两碗阳春面，还拿出了家里常备的他自己烧的菜干煮肉。他告诉我，自己 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我夸奖他的菜烧得好，他不无得 意地说，这是他家乡的传统菜肴，另外，还要配上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来调味：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 冷却，味道颇佳。后来，我到香港开功德林素食餐馆，所使用的酱油配料，就是从林先生那里学来的。

　　林先生在饮食方面就是这样节省、简单。有时，我们两人在他家附近的锦江茶室、洁而精川菜馆小叙，林先生也总是 只点一个菜，决不多加。如果有一阵子没有这些美食，他也绝对不会刻意去奢求。他就是这样一位从不愿去麻烦别人的老人， 随遇而安，宠辱不惊。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上海有些人家已经有了电冰箱，按理说，林先生一个人生活，饭菜常常要吃好几天，就更有 这方面的需要了。于是我就想为他添置一台，可是他却坚决不要。后来我买了他两幅画，他才用卖画的钱去买了一台冰箱。可 见他即使囊中羞涩，也从不愿意欠人情。那时，他常常利用裁下的宣纸边条来作画，尽量不浪费。在我的收藏中有两幅小画， 就是他用纸边画的。此外，他自己还学习裱画，一方面为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

　　林先生的习惯是晚上作画，在作画的同时，还会听一些古典音乐的旧唱片。同一个题材的画，他往往会连续地重复画 许多遍。但凡自己不满意的，就立刻当场处理掉。留下来的画却也并非是一定满意的，往往还要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度 审阅，这样一来，有时候一晚上的劳作竟会一幅也不留。林先生从艺态度之认真，自我要求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林先生爱好广泛，喜欢看电影，也爱看戏曲，尤其喜欢看京剧，偶尔也看看越剧。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 电影制片厂工作，常常有机会请林先生，还有陈盛铎、金石声等人观看内部电影，大家来往很是融洽。其中，林先生对于所谓 的内部参考片——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中黄昏画面的拍摄情有独钟，甚至还多次反复观摩，并连连夸奖：“拍得太美了！” 后来，他动情地与我说起，这幅美丽的画面勾起了他的童年记忆与情绪，使他回想起当年他在广东梅县乡村中所看到的景色。 后来，《第四十一》成了“修正主义”电影的代表，林先生悄悄地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鲍利斯·安德列耶维奇· 拉夫列尼约夫写的这部小说了，当时这是属于进步小说的啊！”言语间颇多无奈与不解。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政治气候相对比较宽松些。林先生的个人画展在北京展出，米谷写了《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 在《美术》杂志上，一时成为美谈。可是到了1964年，却有人突然开始批判这篇文章，并指责林先生的画是“黑画”，不 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导向一下子都对林先生的艺术创作持通篇否定的态度，甚至还以“莫 须有”的罪名作了不少人身攻击。这对林先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更担心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影响。 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 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言语中有着无尽的失落 、悲哀与无奈。

　　正在这彷徨之际，香港的中艺公司主办了一次“上海名家画展”，其中就有林先生的作品。这次展览在香港取得成功 ，某地产巨商李夫人购买了一幅林先生的仕女图。然而，当她拿到画后，却发现此画没有落款，于是就托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 简日林先生找到了我，并将画带回上海，让我去请林先生补款。我到了林家，林先生拿起笔当即就签上了大名。很快，此事经 传开后，亲朋好友都来托我向林先生求墨宝，那时我付他的画价是300元一幅，大家便也照此标准买画。就这样，原本拮据 的林先生手头一下子宽裕了许多，便有了条件去黄山、普陀山等地旅游写生了。

　　

　　“来了！”

　　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年6月，上海市开会传达“5.16通知”，传达人是当时显 赫无比的张春桥，地点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那天林先生与我都参加了。会议结束后，我推着自行车刚要上车时，冷不防身 后被人捅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正是林先生，眉头紧锁的他也不打招呼，只对着我耳边匆匆忙忙地讲了一句“来了”，语音未 落，已消失在一大群径直前行的人潮中……当晚，我就赶到林先生家中。只见林先生忧心忡忡，愁眉不展。据他分析：“‘文 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江青明为副组长，可权力却比组长还大。可见这次运动是大有来头的”，因此，他认为“这 次运动绝对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再联想到当时北京批判田汉、吴晗等人的运动已经有很长时间，让人更添一种不好的预感 。

　　果然不出林先生所料，没过多久，外面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接踵而至的就是无穷的批斗、抄家，以及满大街火药味 极浓的大字报。在那段日子里，不断地传来文艺界的朋友们被抄家，甚至自杀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栗。一天晚上，林先生心事 重重地对我说：“我曾经画有几幅裸体女模特画像，另有一些习作，都不曾发表过，主要是作为教学使用的范本。在这其中， 有些是颇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另有一些用笔比较大胆，但个人感觉还并不成熟……总之，这些都是好的范本。但是这些作品一 旦被红卫兵们拿到，就会是一桩大大的罪证啊。”为此，他忧心忡忡，甚至产生过销毁掉它们的念头，左思右想，却又十分舍 不得。最终，我们再三商量，决定由我出资，将这批画购买下来。我向他保证：即使今后抄家被抄到，也决不牵涉到林先生的 安危。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把这批画交给了我，并衷心地关照“以后要少来往，要千万小心”。如果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就 会写一个空信封，放在我家的信箱里通知我。如果我要去看他，则需要预先通过电话联系，并且要看到他家北窗的灯亮着时, 才可以按他家的门铃。

　　从此之后，我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特意骑着脚踏车路过他家，看看北窗的灯是否亮着。如果亮着，至少说明林先生还 平安无事。但过了没多久，林先生北窗的灯熄灭了，第二天、第三天，北窗的灯真的不再闪亮……我知道，林先生已遭进一步 的迫害——他被关进了看守所。

　　我与林先生的学生席素华住在同一条南昌路上，当时席素华常去探狱。有一次，我偶遇席素华，从她那儿才得知看守 所每周还要林先生需要换洗的衣物，便知道他还活在世上，心中便也略微平静些。

　　

　　悄悄进行的回忆录

　　1972年11月底，林先生终于出狱了！4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得原先就患有胃病和心脏病的他病得更严重了。但毕 竟，我们又可以见面了！记得我刚见到林先生，想对他说句安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4年多不见阳光，林先生的脸上一 无血色，我看到之后实在心痛难过。

　　犹如隔世后的见面是令人兴奋的，好在那段时间里，社会气氛相对缓和，我与林先生虽属“靠边站”，没有正常的工 作，却多了不少相聚的时光。尤其欣慰的是：由我保存的那些画都没有发生意外。我当时就诚恳地向他表示，那些有纪念性的 画作，我非常愿意归还给他，毕竟这是林先生大半生的心血啊！不过林先生却淡淡地笑笑，摇摇头讲：“今后的时局太难预料 。”

　　在那段“休闲”的日子里，我介绍我的小女儿跟林先生学画，他欣然同意了。以前，我曾多次建议他写一个自传，回 顾一下自己不平凡的半生经历。可林先生总是一再推辞，他的理由是“画家还是让作品来讲话比较好”。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 里，林先生有一天却突然对我讲：“以前你多次要我写自传、回顾之类的文章，我想如今是比较好的时机了。我现在不画画， 也比较空闲。这样吧，我先口述，你们记下来，但是目前不要发表，一定要等到我去世之后才可以公之于世。”他还开玩笑地 对我说：“我的一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故事，你是拍电影的，今后可以由你来拍。”我提出应当先写一份简历，作为提纲 ，他同意了。或许，我现在存有的这份经林先生亲自修改审定的简历，恐怕是存世仅有的一份了！

　　著述工作始终是在一种十分欢悦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着。有的时候，林先生还会煮咖啡给我们大家喝，他习惯在咖啡中 加上少许白兰地，让那浓郁的咖啡香气更传递出别样的异国情调。此外，对于他与众不同的吃西瓜方法，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他教我先在西瓜中挖一个洞，然后再往里面倒入少许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就会格外爽快。他说这些都是他在法国读书时学来 的，还戏称：“西瓜性凉，洋酒性热，中和一下正好，很符合中医养生的原理呢!”

　　说起自己的童年，林先生经常怀着内疚和悲痛的感情。母亲的悲剧让他始终不能忘怀，他常常对我说：“要是我小时 候没有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了。”林先生的祖父是一名石匠，当时，年幼的林先生每天都会陪着祖 父一起上山雕刻石料。傍晚收工后，他特别喜欢去村上的一家染坊。虽然那是一处很简陋的小店，只有靛青等几种颜色，但他 看见农民们原本粗陋、破旧的衣服经过染色，顿时焕然一新时，常常觉得神奇不已，于是就带着自己漂亮的母亲一起去看印染 。没想到一来二去，出身苗族的母亲居然与染坊年轻的老板产生了感情。但在当时封建闭塞的乡下，这样的行为是违反族规的 。愤怒的人们将林先生的母亲捆绑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众。据林先生回忆，就在族人殴打他母亲的时刻，年仅6岁 的他忽然有了感应，原本被关在家中的他奋不顾身打破了窗户，及时赶到祠堂，护着母亲鲜血淋漓的身躯，大声怒吼：“谁处 死我的娘，我就跟谁拼命！”最终，母亲在他的呼叫下幸免一死，但当夜还是被逐出家门，卖到异乡。年幼的林先生从此再也 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他大病一场，半年之后方能下地走动。心灰意冷的他从此沉默寡言，每天只重复着一件事情：爬上家 门后的山头，静静地看着太阳升起、落下，观察峰峦的阴晴明暗，斑驳的山光水色，雨雪风霜的四时变化……久而久之，对于 他的色彩观，有了很大的启发。后来，林先生笔下常常被人所称道的秋景山水，就是源于孩提时代的色彩启蒙。而他画的那些 丹凤眼微微向上翘的仕女形象，也都是寄托着他对母亲美好印象的怀念。在我的收藏中，就有这样一幅颇为特别的仕女，画面 上，美丽女子的头上还有另一个美女的幻影，林先生解释说：那天他梦到了自己的妻子，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根据梦境 画成了这幅作品。或许，这正是这位外表沉默、不苟言笑的艺术家思母心切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想象与情怀吧！

　　

　　“好色之徒”

　　林先生对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8岁那年，祖父带他去了一次城里，路过一家钟表店门口，他买了一张彩花， 居然中了头奖，得到一千多元钱！于是祖父每月就从这笔奖金里给他零用钱，一直到他去法国求学时，还留有320元，都作 了路费。说到这里，林先生发出了童真的欢笑。

　　林先生是一位知恩图报的君子，他一直在感激杨西斯先生。常常带着美好的回忆跟我叙说当年在法国求学的往事。那 是在1921年，20出头的他还在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有一次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写生作业，林先生决定选择罗马柱作为 写生对象。当时，罗马柱在欧洲是极为常见的建筑形式之一，几乎每幢房子上都有。但在之前从未见过罗马柱的林先生看来， 却觉得“伟大得很”，他十分喜爱罗马柱独特的造型与丰富的质感。于是，他极为认真地连续画了两幅“罗马柱”，表现罗马 柱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光线下的独特感觉，倾注了自己强烈的情感。正在那时，校长杨西斯先生来班级里视察，他看了这两幅 作品很感兴趣，就找林先生面谈，杨西斯校长开始还以为他是日本人，后来经林先生自我介绍才得知他是中国的穷乡村农民出 身，兼以石匠为副业。可能是林先生的法语不够熟练，杨西斯校长误以为林先生是学雕塑的了，林先生赶紧再三解释，坚持说 自己只是个石匠而非雕塑家，这使得杨西斯校长对林先生的诚实真挚更为欣赏。

　　真所谓“机遇只留给勤奋的有心人”，杨西斯校长这位法国“伯乐”对林先生欣赏有加，并将他推荐进巴黎高等美术 学院深造，使年轻的林风眠在法国的学业更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在巴黎高等学院的艺术环境是现代的、开放的，各种艺术流派 竞相吐艳。林先生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艺术营养，接触到原汁原味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等各种不同的绘画流派。也知 道了什么叫“海纳百川”，什么叫“思想自由”，什么叫“包容兼蓄”……为了生存，他勤工俭学，曾干过油漆工，但是单调 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觉枯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不同的油漆在调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色彩涟漪以及色度渐变给人的 视觉造成的冲击，都会给我留下最美最深的印象。认识颜色是我的爱好，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好色之徒’。”

　　

　　“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因为巴黎求学时的一段特殊经历，还令林先生在牢狱之中吃了不少苦。某位女“造反派”追问他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 时，林先生由于回答不如对方之意而遭致辱打耳光，说到此事，林先生气得脸色发青，肌肉颤抖，言语哽咽……其实，对于自 己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林先生曾多次强调，哪怕在拘留所里被审讯，也毫不动摇——他们是在法国认识的，却并没有什么深 交：

　　“1918年，我到法国就读，当时周恩来也在法国。星期日，很多旅法的同学在巴黎的咖啡馆相叙。有时周恩来也 来，但我们平时没有往来。

　　“有一次，周恩来曾向我征求意见，邀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我回答说：我是搞艺术的，必须全身心地投 入到艺术中去，而搞政治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二者不可分心。周恩来听后，尊重我的意见，以后从未提过。我们依旧是点头 之交。”

　　后来，周恩来当了总理，林先生却从未找过这位当年的老相识。直到1958年，在上海的一次文艺界的聚会中，周 总理见到了久违的林先生，特地与林先生握手，并亲切地讲：“几十年不见，您还是老样子，工作上、生活上有事可以找我。 ”又过了4年，1962年在上海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周总理又见到了林先生，他热情地拥抱了林先生，并真诚地说：“希望 你多画些画。”君子之交淡如水，解放后林先生与周总理的接触仅有这两次，但他对此却一直缅怀在心。后来，林先生对我讲 ：“有人以为我与周恩来有特殊的关系。这就是我被捕的原因之一。”

　　在监狱中，面对拷问，林先生毫不屈服。由于专案组没有得到预期想要的结果，林先生因此遭受到了极为悲惨的非人 待遇。造反派将他双手反铐起来，越挣扎手铐收得越紧，到后来甚至磨破了皮，出了很多血。回忆起这些苦难，林先生告诉我 ：“我在监狱中学会了反手趴在地上，用嘴啃饭吃。要不然，就得活活饿死。”我听了，可谓心如刀绞。

　　我告诉林先生，这几年里，他的老朋友傅雷、朱梅馥夫妇自尽了，此外，文艺界的杨嘉仁夫妇、金素雯夫妇、言慧珠 、顾而已、上官云珠、石挥等都纷纷离开了人世。我还说到了自己，一天中最多遭遇了30次抄家，大小批斗更是不计其数。 有一次还被拉到文化广场，为陈丕显书记陪斗，站在台上，望着底下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叫“打倒”口号，我突然想到林先 生这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不知道在监狱中会过着怎样艰难的日子！林先生听罢，坚强而平静地说了句：“我绝不自杀。我要 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从北京到杭州

　　林先生告诉我，1926年初，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的轮船码头上，突然看到拉出来的横幅标语，上面写道“欢迎 林风眠校长回国”。他感到惊讶与不解，所以就悄悄避开了欢迎的队伍。林先生笑着说道：“现在有很多人讲，他们当时在码 头上接到了我，然后一起去了北京，这不是事实。”

　　因为当年他曾托蔡元培先生为其在国内找工作，在未得到蔡先生的回复前，他是绝不能贸然担任其他工作的。后来， 当他见到蔡元培先生后才知道，校方曾打电报告诉他“已被聘为国立艺专校长”，可惜当时他已经上了回国的轮船，并没有接 到电报，因而错过了这个消息，所以才会在码头上莫名惊讶。林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言而有信的君子。

　　回到上海休息了两三个月后，他来到北京任北京艺专第一任校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撰写出版的任何一本 《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任校长都不是林风眠。对此，林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路线上的 事”，希望我“不要急于更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提出异议，说出真相，很可能会使某些人难堪，增加不必要的麻 烦。他始终强调：“画家不在乎人家给你多少桂冠，最重要还是以作品来说话。”

　　在北京担任校长期间，林先生还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27年，27岁的他开设了写生课程，并大胆在课堂 上请来了裸体模特儿。当时的北京正是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时期，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 人体艺术有伤风化，坚决反对。林先生面对封建势力毫不畏惧，于是在报纸上坚持己见，闹得满城风雨。气急败坏的刘哲扬言 林先生是“共产党”，甚至要“抓住林风眠，枪毙了”。好在当时“少帅”张学良将军认为林先生提倡人体写生仅仅是“为了 教学”，并没有其他含义，这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之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林先生来到了杭州，创办了全新 的“国立艺术院”。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国立艺术院”，林先生是非常怀念的。林先生在杭州市玉泉还有一幢他自己设计的西式小洋楼。 当年他离开杭州时，当地的园林管理部门曾给林先生大约9000元人民币，将房子收购了，但是房屋的产权之事并没有做个 了断。1975年，我曾建议把这幢小楼改建成林风眠艺术馆，但林先生却不同意，他说：“那里的环境很好，还是作为我的 养老地为好。”

　　

　　“这是他们尊重我。”

　　

　　1974年，社会上正在批判林先生一张题为《山村》的水墨画。一天，林先生忽然接到市政府通知，要他去参加接 待外宾。当时，他的家里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好穿着平时的那件半长夹克衫去赴宴。等待进入接待室时，林先生这才发 现：原来，要接待的外宾竟是自己当年的学生赵无极！正在犹豫之际，赵无极却一下子站起身，疾步跪迎林老师，还多次动情 地拥抱着他，一再感谢林老师当年对他的教导，一再呼喊林老师是他的恩师……这一切使得接待赵无极的那位造反派市领导又 狼狈又尴尬，只得极不情愿地一同搀扶起林先生。就在这次聚会上，赵无极还多次讲到林先生在法国学校中尚留有十多幅作品 ，学校表示要归还给林先生。林先生听罢，却始终沉默不语。第二天，意犹未尽的林先生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接待的情景。他动 情地说：“赵无极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他是在帮我呢！”

　　1976年10月，我的老朋友黄永玉从北京来信，转述“号外”：“叶大侠夜擒四螃蟹”，并附《阳秋三绝》画一 幅。画中四蟹，三公一母。我当时还参不透禅机，因为“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还被封锁着。于是就来到了程十发先生 家中。正巧程家有一位北京客人，这才证实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我立即将信和画带给林先生看，并告诉了他来自北京的好 消息。林先生听闻之后，长舒一口气，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接着又关照我“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小心”。临别之时，林先 生指了指那画上的四只螃蟹，低声说了句：“毁了几代人！”

　　拨乱反正之后，黄永玉来到上海，住在我家。我们偶然谈起林先生时，他告诉我：当年，林先生在北京开展览会，李 苦禅、李可染天天去美术馆报到，从布展到宣传忙个不停，甚至还义务担任起了画展的“讲解员”。别人都诧异这两位大画家 怎么会对林风眠那么热情，他们既高兴又不无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林风眠老师的学生！”后来，我把这件事 告诉了林先生，他笑了笑，淡淡说道：“这是他们尊重我。”

　　

　　聚首香江

　　1977年，林先生即将出国前，在我家信箱内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约我尽快去他家见面。我接到信后随即赴约，到 他家后才知道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三幅画，作为告别纪念。谨慎的他还叮嘱道：“我临走的那天你就不要去送我了。有许多你 认识的领导会来，还是别引起不必要的连累了吧。”于是，我就在那熟悉的南昌路二楼房间内，向林先生作了告别。我明白， 这是林先生对我的爱护，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就是这样一位细致周到，处处为人着想的慈悲长者。

　　林先生到了香港后，很快就给我来信，用的是“林琼”的署名。由于他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在信中希望我能介绍 些朋友买他的画。我立即托香港友人买了他一幅画，计港币一万元。后来又介绍另外一位友人买了两幅。待他的经济情况略有 好转，林先生就立刻来信，嘱咐我“不必再介绍了”。他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始至终是一位自尊、自重的可敬老人。

　　1989年，我退休后也来到了香港，为了在香港立足，我做起了生意，在铜锣湾的马路边开了一家小小的素菜馆， 林先生得知后即来看我。当他看到我的餐馆简陋的现状，第二天就亲自送来两张画，什么话也没说。然而，正是这两幅画，对 我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林先生似乎从来就不求什么回报，他每次到我店里来，总是只要一碗素面就可以了，从不大吃大 喝。历史的教训令他在香港只能继续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晚年的林先生更像一位孤独的老者，除了艺术，他已没有别的追求 。

　　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先生在香港仙逝远去了。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他是那么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花丛 中，穿着他那件常年穿着的灰色外套，平凡得无论如何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绘画大师的风采。然而，看似平凡的他确确实实是一 位划时代的中国艺术大师啊！作为导师，他留给我“真诚”；作为朋友，他留给我“善良”；作为画家，他留给我“美丽”。 能与这位“真善美”的化身交往几十年，此生足矣！-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