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胡庆波

　　提要：女儿死了，妻子因此身陷囹圄，小女儿被送回老家，父亲远走他乡。一个家庭散了，是谁导演了这场悲剧？公 诉人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左大腿前侧皮下出血，外阴部片状皮下出血、伴软组织肿胀，额部两处片状出血，右侧第八、九肋间可见片状肋间肌 出血，腰部左侧皮下出血，后背部多条长条状皮下出血……

　　看到这个血淋淋的法医鉴定材料，谁也无法想到这些伤痕出自一个只有6岁的幼小身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 伤痕竟然与其亲生母亲有关。

　　这个死者名叫张雨，和亲生母亲刚刚生活了7个月后，便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了人世——死于外力多次撞击导致的颅 脑损伤。

　　一个6岁女童的逝去

　　2008年8月26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第二法庭，记者见到了本案被告人、死者张雨的母亲戴 文。这个30岁的女子系甘肃兰州人，中等身型，身着鲜艳的粉红色T恤。她面容清瘦，说话干脆，表情淡定，偶尔掩面而泣 。

　　公诉人起诉书称，其女儿张雨2岁时戴文来北京打工，张雨一直由奶奶带到6岁。2007年春节过后，由于奶奶生 病，张雨被接到戴文身边，此时戴文已经在北京又生下了一个女儿。2007年10月10日22时，被告人戴文要求被害人 张雨在室内地上做仰卧起坐，期间被告人戴文用双手抓住被害人手腕部用力推拉，致使被害人张雨头部多次沉重撞击地面后昏 迷，先后送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于10月11日死亡。经北京儿童医院报警 后，被告人被民警抓获。

　　而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戴文则表示自己确实对女儿的死负有责任，但是她不是故意的，也不知道什么是暴力。据戴文回 忆，事发当天，张雨胃疼，医生说消化不好，要多活动。晚上10点多，戴文让张雨在室内地上做仰卧起坐。刚做了两个，张 雨就问她要做几个啊，“当时我很生气，觉得这孩子太懒了，于是我过去让张雨躺在地上，双腿叉开，我坐在她的小腿上，双 手拉住她的两只胳膊往起来拉她，她做起来后再往下推她，大约反复了四五次。做完后，她跟我说‘妈妈我有点累了’，我就 抱着她，但她的身体已经软了”。

　　公诉人还指控戴文经常打骂张雨，戴文并不认可这些指控，她说张雨身上有几处伤是她造成的，但多处伤与她无关。 “因为我平时工作和家务都很忙，我和张雨交流得挺少的，张雨有什么事也不太爱跟我说。我这个人脾气急，直性子，在学习 方面管教孩子有点严厉，张雨很怕我。”戴文解释道。

　　被告人自辩漏洞百出

　　在法庭上，被告人并未委托辩护人，她的很多说法与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以及多位证人证言不一致——

　　戴文表示，事发当天晚上10点看到张雨还在同妹妹玩耍，自己有些着急。在张雨的要求下，她开始“辅助”张雨进 行运动。“我没有用力推拉，当然，拉起来的时候是很快的，但是没有往下推她”。戴文反复强调，家里的地板上铺了3层泡 沫。她当时只顾着说话了，没有注意到张雨的头是否碰到地面以及撞在地面上是否发出“咚、咚”的声音；而公诉人提供的数 份证词显示：在之前的供词中，戴文承认，她能够听到张雨向后仰时头部撞击地面发出“咚、咚”的声音。

　　戴文称事发前几天，张雨出现肚子疼并大小便失禁的情况。自己带她去卫生所看病之后被医生告知孩子只是消化不良 。公诉人问她“孩子做四五个仰卧起坐就没劲了吗”？戴文则答道“她毕竟是个生病的孩子”；公诉人反问“既然知道女儿年 幼，而且还在生病，你为什么不让她静养，反而要求其完成一定数量的仰卧起坐”？戴文的哥哥、嫂子和邻居也提供证词称， 事发前，张雨身上曾先后出现密集的伤痕。其中，戴文的邻居表示，曾多次听到戴在房内打张雨，“声音很大，还伴随骂声” 。

　　戴文承认她曾因张雨学习成绩不好打过她几次。“我着急啊！所以我打过她几次，但是我们家老大身上那么多伤真不 是我弄的”。戴文起初说，张雨很听话，只是学习不好，后来又说“这孩子平时毛病特别多，慢性子，说谎，脾气特别犟…… ”而张雨的班主任的证言则表明，张雨是个聪明活泼且成绩很好的学生，但她脸、头总是青肿，头还磕破过，尤其是她脸上的 青肿，总是不见好过，旧伤未好又见新伤。她总说腿疼，瘸着走路。

　　对于张雨阴部的伤痕，其母戴文在法庭上解释说：“那天中午，她上学前，我找不到她的作业本，问了她3遍，她说 在书包里，可是根本就不在，我急得踢她屁股，她正好转身，结果踢倒她上厕所的地方了。”可是，根据戴文在公安机关的供 述，事发原因是“张雨用小刀把书包刺坏了，我问她，她还不承认，我特别生气就用脚踢了她两下”。而她的另一份供述显示 ，事发原因是“我听她同学说她在学校和同学抢东西，老师说她了，我问她，她还不承认，就踢她了。”

　　公诉策略：当庭揭穿谎言

　　2008年8月28日，本案公诉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凯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有着近十年检 察官工作经历的他解释了对于被告人戴文公诉的策略。

　　李凯告诉记者，开庭前，他曾经多次会见被告人，发现戴文没有认罪的态度，喜欢说谎。在他看来，这些谎言并不巧 妙，漏洞较多。为了防止戴文在庭审时有所准备，继续编造新的谎言，李凯并不急于在公诉阶段揭穿她的谎言。而是在法庭上 ，有针对性地揭穿其谎言，多次把被告人问得哑口无言，同时，也向法庭和旁听者展现了被告人谎言的荒谬性和不合逻辑性。

　　公诉人认为，戴文的丈夫的证言可信度不高，因为，一方面，其丈夫经常工作在外，对其妻子打骂大女儿的情节了解 有限；另一方面，从感情角度，孩子已经死了，结婚8年的丈夫可能会说对其妻子有利的话。

　　相反，戴文的哥嫂证言可信度很高，因为他们和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没有矛盾，却发表了对自己的妹妹不利的证言。

　　那么，为什么公诉人以故意伤害罪而非虐待罪提起公诉的呢？李凯检察官介绍，虐待罪是一个阶段若干个相互联系的 伤害行为加诸于一个被害人身上；而虐待中某一次伤害行为超过了一定限度，致使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了，那么，这次行为侵 犯的客体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到了故意伤害的程度，故此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比较而言，故意伤害罪的刑罚更重。

　　在公诉人李凯看来，虽然法庭上被告人戴文有哭泣的举动，但那绝对不是悔恨的眼泪，而是在做秀。据悉，法庭曾经 给戴文做过精神鉴定，没有任何问题。但李凯认为戴文很可能是心理上有问题。比如，她感情的分配重心多在小女儿身上。法 庭上最后陈述阶段，戴文一遍遍地倾诉着她对女儿的爱，一直在说她生孩子时，即使丈夫反对她也要生，家中经济困难，即使 砸锅卖铁也养，生的时候多危险……但其实她所陈述的事情全部都指向的都是她的小女儿，她虽然试图向法庭营造和大女儿感 情好的印象，但是她却举不出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证明她对大女儿的感情。

　　公诉人最后指出，被告人在集中的时间对被害人实施了打骂等虐待行为，鉴于未成年被害人长期的精神痛苦无法估量 ，而被告人当庭无认罪悔罪态度，因此，建议法庭不对其从轻处罚。

　　一个家庭的毁灭

　　本案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是被害人和被告人共同的亲人张邕，一方面他失去爱女，痛彻心扉；而同时，相濡以沫整整 8年的结发妻子却因此身陷囹圄。

　　梦魇般的事实摆在眼前，让他如何去爱，如何去恨？

　　32岁的张邕系首钢迁安前进外抚厂工人，有时在北京工作，有时在迁安工作，经常是哪里有活就在哪边长期上一段 时间的班。

　　事发时他去了河北迁安厂区上班，平时不回家，就是“十一”休假期间回北京的家里住过3天。对于张雨身上的伤痕 ，张邕曾经问过戴文和张雨，她俩都说是张雨自己摔的。在张邕眼里，妻子对待大女儿的态度还算正常，就是有些严格，比如 ，戴文让张雨吃饭，张雨就吃，不让吃，张雨就不吃，“孩子都被她训傻了”。

　　“我2007年10月3日离开家的时候，孩子还是好好的，可谁能想到突然会发生这种事儿，至今我还无法理解到 底发生了什么。”痛不欲生的张邕表示，“按照现在的情况看，张雨的死应当与戴文有关，虽然我不相信是戴文打死了张雨， 但是，也想不出其他的原因了。关于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了。”

　　作为父亲的他，放弃了向戴文索要民事赔偿的权利。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同，造成的后 来的结果。

　　据了解，本案事发不久，张雨的父亲张邕将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送回到了山东老家，自己一个人离开了那个曾经带给 他欢笑和泪水的北京暂住地。

　　家，就这样散了……

　　据戴文的哥哥介绍，张雨到北京后，家人起初想让她通过考试进入公办的一家小学上学，这样上学就不用花钱。但她 没能通过那次考试，家里不得不给孩子掏钱到村附近民办的红星小学读书，一学期得交500元。他们家就张雨的爸爸一人挣 钱，一个月1000多块钱。

　　戴文的哥哥表示，“我经常发现张雨的面部受伤，也问过戴文，她老说是玩的时候磕的，我觉得不太对劲，问她为什 么孩子脸上的伤总不好，戴文说是孩子的血小板低，好得慢，我让她带孩子去看病，并且还给过她钱，她说看过了，我也就没 好再说什么”。

　　他继续分析道：“我也不太相信这些伤都是孩子自己造成的。但是戴文说孩子血小板低，我想孩子是她亲生的，就没 太在意。后来，张雨死后，大夫说她血小板正常，而且身上也有很多伤。我认为这些伤应该不是孩子自己造成的，结合戴文平 时对孩子说话来分析，孩子身上的伤如果要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戴文一定会着急，但是我没见过戴文为孩子的伤着急，所以这 些伤是她意料之中的。”

　　戴文的嫂子回忆说戴文平时老说瞎话。戴文的几位邻居也告诉记者，戴文经常吹嘘自己家多么有钱有势。而其实，戴 家只有她丈夫在外赚钱，手头比较紧张。

　　预防未成年人暴力侵害

　　对于戴文虐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真正原因，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但是，代理过许多相关案例、有着丰富经验的李 凯检察官以其深入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分析了此类案件。

　　这些案例多发生在文化水平和家庭收入都很低的家庭，往往是外来人口或是单亲家庭。深层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戴文的家庭情况分析，她是外来务工人员，无业在家没有收入，带两个孩子，没有纳入到当地社会福利保障 体系中；丈夫也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当地户口。可以说，这个家庭属于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家庭里的孩子 则是弱者中的弱者。这类家庭的父母生活压力相当大，如若没有合理的渠道来宣泄情绪，则有可能出现家庭暴力。

　　第二，这类案件的发生，说明家长缺乏基本的人权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孩子不是个“人”，或者说孩子在家里不 是和自己地位平等的人。比如，戴文就认为孩子是她生的，她有资格管，她怎么管别人管不着。如若让孩子怕自己，就必须有 某种力量让孩子屈服，戴文采取的方式就是“打”，直至“打服”。这类家长并未意识到家庭权威需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第三，有些案件是由于所谓的家庭暴力遗传性。即实施家庭暴力的父母，在其小时候也受到过家庭暴力，尤其儿童期 间受到家庭暴力的阴影一直到成年期都摆脱不了，一旦生活压力、社会压力变大，又没有地方宣泄情绪时，他会在孩子身上重 复自己小时候受虐待的行为，童年期的心理阴影转化为了成年期的暴力倾向。

　　另外，李凯检察官指出，此案案发是由医生举报，他没有将被害人当成普通的病人对待。同时，此案主要由亲戚和邻 居的证言作为证据，他们不被感情左右，勇于站出来说真话。这些都说明群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了，对家庭暴力案件比较敏 感；与此同时，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适时阻止家庭暴力的发生呢？李凯检察官认为司法介入具有滞后性，应当从立法层面、操 作层面设计方案，建立起一套预防未成年人暴力侵害的机制，具体来说：

　　首先，应当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公共机构和民间机构。在社会上形成保护网络，妇联、未成年人委员会、共青团组织 等相关部门都动起来，有机调和。

　　其次，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性机构。比如，为了防止未成年人继续受到侵害，需要让未成年人临时脱离这个家庭，对潜 在的被害人进行保护，对其生活、教育提供必要的保障。

　　另外，如果被害人没有死亡而是重伤，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理阴影一定很大，需要对其进行心理介入，帮助被害人从 黑暗中走出来。同时，实施暴力的父或母必然也有心理阴影或者心理问题，也需要心理干涉等相应的服务。

　　(注：除公诉人外，相关当事人均为化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9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