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慧

　　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不仅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更是百年难遇的一次盛事庆典。然而，奥运会对于我的特殊意义还远 不止这些，因为我不仅生活在首都北京，更是第一次在志愿者的岗位上真切感受着奥运。

　　问路难关

　　8月1日，具有“亚洲第一站”之称的新北京南站正式开通运营。为了协助新的北京南站做好开通伊始及奥运期间的 运营工作，我们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接到上级指示，抽调了17名民警支援新南站。我，有幸成为了其中一名。

　　接到任务后，法院领导为我们作了特别动员，要求我们不分节假日轮流在南站当值，并且手机常开，24小时随时待 命。同时，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既要当好志愿者，又要守住法官的本分，两项工作都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起初，我对当志愿者不是很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站台乘务人员指引并疏导旅客，解 答疑问，扶老携幼。其他工作还好说，唯独为旅客指引方向这一项最令我担心，因为我的方向感很差，每次进出火车站都要有 别人陪伴，走过好几遍的路线都还是会出错，更别说这新的北京南站刚刚开通，我能辨清方向吗？万一旅客问路我答不上来怎 么办？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不过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有了之前的担心，所以让我对志愿者工作更加重视，提前给自己做好了“功课”：我 在正式开通前先熟悉了所有地形，将旅客可能问到的售票口、退票处、出站口、检票口、卫生间等具体方位烂熟于心，又将整 个候车大厅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终于用最短的时间让自己对这个崭新的南站熟悉起来。到了正式开通运营的那一天，不时有 旅客前来问询，而我也能对答如流了。

　　从新北京南站正式开通运营那一刻起，诺大的候车大厅里就随处可见和我一样身穿白衣蓝裤，胸前别着圆形胸章，臂 上套着耀眼红袖标的志愿者们。南站之“新”，相对于每一位旅客都是陌生的，尤其是那些外国游客更是辨不清方向。因此， 我们志愿者不仅要站“定位岗”——在安检口、检票闸机处等旅客密集的岗位上协助乘务人员做好服务工作，还要在检票间隙 站好“流动岗”——随时巡视候车大厅内的情况，为往来旅客解答疑惑、提供帮助。

　　上岗第一天，我就见识到了什么叫“客流满满”。他们有的要往来于京津两地走亲访友，有的则是为了几天后天津赛 区的比赛提前去做准备，还有一些外国记者、友人前来参观这“亚洲第一站”的磅礴壮观……整个南站候车大厅里，往来旅客 源源不断。虽然列车时速350公里，平均15分钟一趟，但多个检票口处仍排满了人。我们志愿者着装统一又戴袖标，因此 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格外耀眼。不少辨不清方向的旅客纷纷前来寻求帮助，问检票口、售票处的，问时间、问车次的络绎不绝 。我们成了旅客的“第一咨询台”！

　　“同志，您看这趟车在哪儿检票？”

　　“您好，请问出站怎么走？”

　　“退票处在哪儿？”

　　“这里有取款机吗？”

　　“这趟车几点检票？”

　　“请问吸烟区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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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很多，我们虽早已司空见惯，但丝毫不敢有半点懈怠。每一次对旅客的解答指引就如同我们接待 当事人、审理案件一样——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中的某一次，或许仅是百分之一，而对每一位旅客而言，却 可能是他来南站乘车的唯一一次询问，这意味着百分之百！因此，我们只有百分之百地付出诚心与耐心，才会让每一位问询的 旅客感受到首都的温暖，也只有这样，才真正对得起“志愿者”三个字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几个轮班下来，同志们的嗓子痛了 ，声音哑了，甚至腿脚都肿了，但是大家毫无怨言。每当看到旅客得到答复后满意地离开，我们的心里就会觉得很安慰。

　　错当成“小红帽”

　　除了经常性地为旅客答疑解惑，我们还要扶助那些特殊需要帮助的人顺利进站，特别是刚开通运营时没有出售站台票 ，很多行李多的旅客进站上车就会非常麻烦。上岗第一天，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我刚在岗位上站定，一对母子拖着一个大号的行李箱和一只旅行包朝我们走来。那小伙子不好意思地问我和身边 的同事：“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我妈送进站？”原来，母亲来京探望儿子后独自返津，孝顺的儿子给母亲带了很多东西，却因未 购得站台票担心母亲无法独自进站。等候检票的旅客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看着那小伙子为难的表情，我身旁年届五十的韩哥 没有一丝犹豫立刻答应，拖起那只沉重的皮箱便引导着那位母亲进了站。我和韩哥一道护送那位母亲上了车，韩哥又帮她将行 李摆放妥当后我们才离去。回去时进站口的大门已经锁上了，经过这一番折腾加上闷热的天气，我们早已衣襟湿透。

　　此后在岗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旅客，有的甚至把我们当成了车站负责运送行李的“小红帽”，也确实 让人哭笑不得。但这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旅客们对我们的信任，他们真正把我们当作可以信赖、托付的人。有的旅客称呼 我们“同志”，有的称“朋友”，更有的直接叫我们“志愿”，感觉非常亲切。一次，一个新籍华人拖着皮箱走到我面前，有 些不好意思地请我帮他暂时看管一下皮箱，自己要去洗手间。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不一会儿，他与朋友返回了，一见面就深 深朝我鞠了一躬，十分感激地说：“非常感谢！”我也微笑地回答他：“不用客气，请您走好。”其实，就从这简单的一件小 事和一个鞠躬、一个微笑中，人与人之间陌生的感觉便消失了，留下的是和谐与美好。

　　被老人称为“大姐”

　　随着奥运会开幕式的成功举办，各个项目的比赛逐次展开，我们的任务也愈发艰巨起来。无论双休日还是平时，客流 都是有增无减。往来的旅客中，有不少老人、孩子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以及完全不懂中文的外国游客，保证他们得以顺利进 出车站是我们志愿者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眼明”，而且要“行动快”。在旅客们边等车边从候车大厅的液晶显 示屏里收看比赛的时候，我们却丝毫不敢有一丝懈怠。错过了比赛的直播，志愿者们互相安慰“还有重播、转播”；若是错过 了需要帮助的旅客，可就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一天下午，正当我在站区巡视的时候，发现一位满头白发、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急切等着去买票未归的老伴儿，我赶紧 走上前去安慰他：“您别急，您老伴儿往哪边走了？怎么称呼？我帮您去找。”“就是那边”，老人顺手往前一指，刚好，老 太太买票回来了。我赶紧让她在椅子上坐下，老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光买个票我的腿就快断了！”原来，老太太的双膝刚 刚做完手术不久，根本不能长时间站立或是走路。

　　“您可以找我们志愿者帮忙啊！”我一边给老人递过水去，一边笑着说。这时，两位老人才注意到我胸前的徽章和胳 膊上的袖标。“噢，志愿者啊，好，好，好！”老人连连点头。我看了看他们的车票，时间尚早，就对两位老人说：“您先坐 这儿看看奥运比赛，待会儿我送你们二位进站。”老人连连点头，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续在岗位周边巡视，候车大厅里十分嘈杂，显示屏里比赛的声音、观众喝彩的声音和旅客们交流的声音混杂在一 起，依旧掩盖不了一个小孩子的哭声。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原来是一位独自出行的母亲带着刚5个多月的孩子，一边背行李一 边抱孩子，弄得孩子不舒服哇哇大哭。我立刻接过她沉甸甸的包，扶助她将孩子抱得舒服些，一直送她们上了火车。

　　待我回去时，进站口的大门已经关闭了，我又回到站台，再绕一大圈重新经进站口安检进站。没过多久，与我站对面 岗位的高姐走过来说，那边有一对老人行动不便，我们一起去送送他们。我一看，正好是刚才那两位老人。见我们如约而至， 两位老人连声说：“大姐们真是说话算话啊！”七八十岁的老人管我们叫“大姐”，我们都被他们的话给逗乐了，赶忙上前扶 起老人，扛起行李向检票口走去。检票的队伍已经排得很长很长，高姐扶着老大爷走到队伍前面跟检票人员说明情况，检票人 员立即让老人先检票，并乘坐电梯下站台。同去的刘哥赶紧按住电梯门，请两位老人进去站稳后才启动电梯。我们三位志愿者 就这样将老人们搀扶着，又是提包又是开路地一起上了车，而老人的嘴里则不住地说着“谢谢”。

　　安顿两位老人坐好后，我们嘱咐他们不要忘记放在架上的行李，刚要离去，见我带着相机，那位老大爷又柱着拐杖站 了起来，说：“我跟这位大姐合个影，太谢谢你们了！”

　　按动快门，我们与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临走，两位老人不住地说：“有你们的帮忙，下次我们还要来北京。”我 想，这便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肯定！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9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