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孙欣 通讯员/赵海莉

　　提要：七年的时间，三任局长、五拨承办人，终于成功地把王敏从德国劝回自首。

　　在王敏(化名)被押回的那一天，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爱军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见见她”，他想见 见这个他跟同事们用了七年时间从境外劝回的犯罪嫌疑人长什么样子。

　　七年的时间，三任局长、五拨承办人，终于成功把王敏从德国劝回自首。这不仅是北京市，更是全国第一个成功劝回 的外逃贪官。

　　嫌疑人逃到德国

　　王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原是北京燕山石化的一名研究员，其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世界闻名。1992年，研究院搞 起了第三产业，她奉命成立了燕海某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任公司经理。

　　“一开始经营挺难的，但慢慢地好了起来。”到1997年，公司积累账外资金已经达到了130多万元。这时候的 王敏面临退休，“如果我走了，这个钱也就等于没了”。这些钱属于小金库，公司加上王敏在内一共四个人，于是有人提出分 钱，在王敏的同意下他们以发放奖金的名义分了钱。王敏共分得355000元。总公司知道后，责令他们退还，并分别给予 了他们行政处分。

　　2001年2月，就在王敏退休一年后，有人把他们分钱的事情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举报，检察院于2001 年4月11日对王敏等四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这个决定做出的第二天，检察院去找这四 个人的时候，却发现他们都逃了。意外之余，追逃行动开始了。

　　谁也没想到，这场追逃的时间跨度竟然是七年。

　　作出组织实施抓捕的决定后，检察官们通过蹲守、电话监控、查询出入境记录等，先后成功抓获潜藏外省的嫌疑人费 某某和计划逃往境外的嫌疑人吴某。同时对尚在潜逃中的嫌疑人徐某、王敏的亲属反复进行劝说和动员，2005年6月23 日，犯罪嫌疑人徐某在家人的规劝和陪同下到案自首。检察院根据各人犯罪情节轻重，充分考虑其认罪、悔罪态度，区分情况 依法作出了两人移送起诉、一人撤销案件的处理。

　　只有主犯王敏潜逃后，如人间蒸发一般音信全无。检察官前往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并未查到有王敏的任何出 境记录。得知出入境管理局仅限于记录因私出国的登记后，承办人又前往外交部，在相关部门查询了公民因公出国记录，结果 查到2001年4月5日犯罪嫌疑人王敏的一条出境记录，前往地点是德国，并且此后再无入境记录。王敏的儿子留学后定居 德国，承办人员分析后认为王敏是投奔儿子去了。

　　事情变得复杂了。

　　刘爱军说：“我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如果去德国也成本巨大，手续复杂，司法成本远远大于涉案金额，所以 只有让她自己回来一条路。”

　　七年攻心战

　　于是，检察官们决定把案件的方向集中到王敏的亲属身上，希望她的亲属能劝说她主动回国。

　　工作首先从王敏的老伴展开。王敏的老伴也是一名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检察官多次接触他，从政策上、法律上反复 劝说。老人很配合地接待了承办人员，表示虽然不知道妻子在哪里，但是见到她一定劝她去自首。可是，不久之后，检察官找 不到他了，后来才知道他也去了德国。

　　尽管这条线索断了，但是从他那里，检察官有了另一个收获：获得了王敏儿子的电话号码。其实，在这之前，承办人 员曾经通过王敏儿子的留学档案查到他的电话号码，可是没能打通。通过老人给的这个电话，他们拨通了王敏儿子的电话。

　　检察官们一边跟德国联系，一边继续蹲守，希望能遇到王敏回国的奇迹。

　　为此，刘爱军和同事们去王敏家里蹲守成了工作常态。刘爱军说如果让自己说王敏家的地址说不清楚，可是开车知道 怎么走，因为“去的次数太多了”。刘爱军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们又去了，7月，炎夏，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因为王敏家所在 的小区很小，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只能关闭门窗窝在车里。车是旧车，开着空调就会“开锅”，把一名女检察官“捂”得直 吐，后来这名女孩想去厕所，刘爱军说：“先忍会吧，别让人看到了。”一会之后，他听到这个女孩的啜泣声。男检察官也受 不了了，衣服湿透了，想下车透会气，凉快一下，还是被刘爱军喝住了：“你光膀子不就凉快了！”就这样，他们从早上5点 一直呆到半夜12点。

　　那些年，几乎每个节假日他们都是这样度过的，“老想着有奇迹出现，王敏会回家”。可是，让人失望的是王敏一直 没有露面。

　　只有给德国打电话一条路了。刘军亮是第五拨承办人，他向记者回忆了跟王敏的儿子电话沟通的经过。

　　开始几次通电话，王敏的儿子很冷淡，一口咬定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刘军亮没有在乎他的态度，抓紧他没放下电话的 时间告诉他：“老太太是老大学生，对祖国有感情。人老了，叶落归根是人之常情。”同时告诉他，让他转告王敏思想负担不 要太重，因为同案的其他人自首归案后基本都判了缓刑，如果王敏主动回来也会从轻处理。

　　后来再打电话，对方态度更生硬了，只要一提是反贪局的，一听找王敏，就把电话挂了，不再接了。

　　还有一次通电话是早上9点，刘军亮一上班就给王敏的儿子拨了电话，对方接了电话后一通咆哮：“你知道德国现在 几点？你什么意思，三番五次打电话，这是国际长途，电话费你付吗？”刘军亮马上表示道歉：“对不起，我地理知识是比较 欠缺，不知道德国现在是几点。电话费属于我们办案经费，可以给你报销。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向你父母转达我们的意思，如 果一直没有回音，而且你这么不配合，如果这样我们就找外交部，通过外交程序找你母亲。”对方口气明显软下来了，说事情 可以商量。刘军亮希望能直接跟王敏通电话，她儿子马上说：“时间很晚了，她也没住在这边，不方便。”刘军亮从他话里听 出王敏确实在德国，而且他们母子是有联系的，于是他继续说：“你放心，只要她回来我们一定考虑从轻处理。你也可以让你 母亲同国内的那几个同案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对他们从轻处理了。”

　　王敏家人的不配合态度给追逃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使得检察官们一度限入困境，一晃5年过去了，事情直到2006 年4月才有了转机。

　　那时是开始换发二代身份证的时间，承办人员提前就跟王敏家辖区派出所打了招呼，如果王敏来换身份证一定帮忙扣 住。很快，派出所给刘军亮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年轻男子来帮王敏换证件。大家分析一定是王敏的儿子回国了。于是，刘军亮 再次拨通王敏儿子的电话，问他在哪里，王敏的儿子很警觉地说：“在德国呀。”刘军亮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他在北京，要求跟 他见一面，对方不再否认在北京的事实，但拒绝见面，说：“不认识见什么面？”刘军亮说：“咱们是不认识，可是你母亲是 我承办案件的对象。”对方还是坚决拒绝了。不久，他就主动打来电话。因为王敏换发的身份证被扣了，王敏的儿子希望刘军 亮能帮忙，说王敏办移民等手续需要身份证。这次，他说了很多关于王敏的事情，说她在那里尽管物质条件不错，可是非常孤 独，不愿意出门见人，因为案子的事情思想负担很重，所以过得并不好。他也把司法机关的意思全部转达给了母亲，母亲一直 在考虑，非常矛盾。刘军亮让他转告王敏，“那么多老华侨为什么到老了都回国了呢？是他们物资条件不好吗？当然不是，最 主要的是他们要叶落归根。”

　　王敏的儿子不仅把这些又告诉了王敏，而且劝她：“你清清白白一辈子，最后这个污点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就 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给这个事情画一个句号。”

　　在亲属的劝说下，王敏回国的心情一天天占了上风。她委托自己的律师跟检察院又进行了更密切的接触。检察院反贪 局局长王建明亲自两次会见其律师，说：“我们欢迎她回国自首，根据她的犯罪情节事实，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可 以考虑从轻，可以对法院提出一些建议。”

　　劝返第一人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王敏乘坐的CA932航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局长王建明亲自带队在机场等 候。

　　王敏比出国前老多了，满头白发。七年对于戴罪的她，更是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

　　王敏低着头，紧张不安地走到检察官们面前，不停说着：“我回来自首了，我回来自首了。”让她吃惊的是检察官们 并没有拿出手铐，而是和颜悦色地询问她是否需要亲属送一些食品和药物过来(王敏有糖尿病)。检察官的话音未落，王敏的 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如同见了亲人一样一把抓住女检察官刘立新的手：“祖国真好！你们真好！”回来的路上，她贪婪地看着 车窗外的一景一物，不停地念叨着：“路宽了，楼高了。北京变化真大呀，真好呀……”

　　在审讯中，王敏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她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家，“帮人家干点活”，尽 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还学了德语，可是思想压力非常大， “心情压抑”，寄人篱下的感觉和司法机关的多次劝说终于 让她下定了决心。

　　她说：“我不远万里回到国家，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其实王敏说这些话的时候，刘爱军也很想告诉她，自己和同事们这些年心里也始终压着这个事，没有轻松过，“每年 的年终总结、年前的工作布置，第一项工作就是这个案子”。

　　最终，王敏被房山区检察院以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起诉，根据犯罪情节和王敏的自首情节，法院判处其缓刑。

　　王敏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心病，检察官们也了结了一个案子，凭着水滴石穿的精神，他们给全国司法机关如何追回外逃 贪官提供了首个低成本、人性化的办案范本。

　　采访手记：追逃境外贪官路在何方

　　2009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到，检察机关2008年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而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因此，追逃成效一直 受到各方质疑。

　　而现实情况是，要缉拿那些逍遥法外的外逃人员，司法实践困难重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文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道：“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 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如果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外逃人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 的方式遣返。而能否遣返成功，则还要看对方国家是否给‘面子’。”

　　而引渡问题一直都是国际司法协助中的难点之一，涉及到法律理念和双边关系等多重复杂的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协 调的难度非常大。

　　近年中国有好几起贪官外逃美国的案子，都已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却由于中美没有引渡条 约，通缉令石沉大海。迄今与中国缔结了引渡协议的国家有43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等 容留中国外逃人员最多的国家在建立条约上进展艰难。

　　高昂的成本也成为追逃的一大瓶颈。据公安部统计的“追逃成本”：国内的普通追逃在万元左右，最高达上百万元， 而国际追逃代价更大，赃款追回的比例却不一定能保证。仅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 成本难计，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

　　也因此，北京房山区检察院能以几乎零成本，劝回外逃嫌疑人的案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解决追逃境外犯罪嫌疑 人难题打开了一扇窗。这扇“窗户”的开启靠的是检察官的智慧，靠的是他们人性化办案方式。

　　目前，此案经验在全国检察机关大力推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5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