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罪判决下达前7个月，按照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贺占胜已“坐满”榆林市中院第三次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

　　“把我还多关了一天呢。”2010年8月18日，贺占胜说。原来，2008年4月27日，他就该“刑满释放”了。但当天是星期天，中院的法官没有来宣布释放他。当时看守所所长还专门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不要“着忙”，晚上在11号监室，再睡一晚上。“我答应了。那天，所长吃啥，我吃啥，我要出去了，他们也为我高兴哩。”

　　可那一天真是度日如年。“儿子和侄女给我带了羊肉，在门口等我出来，结果多关了一天。我一夜睡不着，羊肉也吃不下去。”上午11点，法院的人来宣布了，贺占胜这才走出了看守所。

　　“出了看守所大门，儿子把我拉住了，一个没见过的女娃喊我一声‘爸’，原来是儿媳妇，已经怀孕4个月了。我当时就泪流满面。我被抓时，儿子才上初一，因为我，娃也失学了。”

　　他说，自己是高度近视，这么多年，看守所不许探视；开庭时别的被告还能看亲人一眼，自己呢，啥也看不清楚。只有一次，开完庭，儿子扑到跟前，喊他，他才算见了妻儿一面。

　　这个47岁的男人絮叨着：“出来那一天，兄弟姐妹，一家20多口人等我吃饭。我坐下第一句问‘妈呢’，四哥才说，我妈头年9月就没有了……”

　　贺占胜说，当年他被抓后，老母亲还曾去上访反映过。这次，他回到了7年没回的村庄，给老母亲烧了纸。

　　出来后，贺占胜去找了当年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文。第一次开庭前，律师会见，他曾在这个老律师面前跪下哭诉，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次，他来见吴文律师，是想请律师为自己写一个国家赔偿申请。

　　“我眼睛1800度的近视。当时被抓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近视这么厉害，天一黑就啥都看不清，如果被拉去打人，还不拖累人家？”贺占胜说。

　　被抓后的贺占胜，曾在公安机关先后做过8次供述，承认自己在3月24日那天参与“杀人”。

　　他说，事实上，3月24日那天晚上，他白天在村里打石头，晚上去同村的人家，商量买羊粪，要“奶”果树呢。“我们几个人拉话，出门时天黑透了，我眼睛不好，那家的娃儿还给我指着路回来的。”

　　5名被告当庭全部翻供

　　2002年5月，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王宏仁和贺占胜被列为第三、第四被告。第一被告是朱继锋(贺玉山女婿)，第二被告是贺彬(贺玉山儿子)，第五被告是陈培峰(朱继锋表弟)。

　　检察院指控朱继锋、贺彬、王宏仁等5人，因私怨报复高怀堂，在高从榆林回家的半路上殴打使其受伤，并抛弃在路边，企图制造车祸假象，最终致高死亡。

　　2002年7月9日，案子第一次开庭审理。吴文记得，那天法庭上下“哭作一团”。

　　法庭上，5名被告全部翻供，称当初供述杀人，是因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事实上根本没有作案”。“王宏仁喊冤的声音最大。”65岁的吴文说。当时，吴文是第二被告贺彬的辩护人。因案情复杂，代理此案后，他会见了每一个被告人。

　　吴文的刑辩经验丰富，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至今，他还认为，“贺家人确实有嫌疑，但嫌疑也只能是嫌疑。法庭上，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他们作案”。

　　但公诉人也是有备而来。在吴文的印象中，8年前的那次庭审，控辩双方曾对证据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吴文的当事人贺彬，是贺玉山的儿子，也是5名被告中唯一的“公家人”。贺彬当时是党岔镇的合同制干部。吴文的调查中，包括党岔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等多名证人，都证明3月24日当天，贺彬一直在镇上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当晚，在阳湾一个叫“得和禄”的小饭馆吃饭，晚上喝了4瓶酒。贺彬一直在酒桌上，晚上10点和大家一起回乡政府，无作案时间。“即使有作案时间，这5个人相距数百公里，地处山乡，要在当天聚集，必须有电话联络。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吴文质疑。

　　事实上，在2001年，手机还很少见。当时，朱继锋有个手机，贺彬有个传呼，其他人连固定电话都没有。案发后，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记录，也称“相关人员的手机通话情况，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吴文还发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全是书证。检察院指控的犯罪工具，包括作案时乘坐的吉普车以及打人用的棍棒、毛巾等，都没有。

　　而书证中，除了被告人自己的口供外，关键证词是一位“目击证人”孙长国的。孙称当晚看见朱继锋等人把高怀堂抬下车。但孙长国在4月26日作完证、离开公安局后，随即就向检察院控告，说警察控制他长达57个小时，并进行威胁、殴打，他才编造了自己骑自行车去买药、偶遇现场的情节。

　　尽管如此，法庭依然认为犯罪成立。

　　2002年9月，榆林中院宣判，认定5个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朱继锋被判处死缓；贺彬无期徒刑；王宏仁被判15年；贺占胜13年；陈培峰8年。

　　宣判后5个人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3年9月，榆林中院再次作出一审判决，结果和第一次判决几乎一模一样。

　　5名被告人再次上诉，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理由依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两次一审，两次发回重审，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2006年5月，检察院撤回了对5个人的起诉，发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5人团伙”变为“9人团伙”

　　当案子由榆林市检察院撤诉、退回补充侦查时，王宏仁、贺占胜等5名被告，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4年。

　　这4年里，贺家人一直没有停止过上访。

　　贺玉山曾担任枣湾村村支书近10年。案发时，他曾作为“主谋”被刑拘，关了两个月后，放了。因为女婿、儿子、弟弟、妻弟都被“关”了，时年51岁的贺玉山多次和女儿去北京上访，称公安机关“制造冤案”。2004年的一次庭审，贺玉山还曾出庭为弟弟贺占胜做辩护人。

　　一直到2005年12月，贺玉山也被当做团伙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刑拘。当初指控的“5人犯罪团伙”也变成了“9人犯罪团伙”。

　　正如当时的办案民警张某于2010年8月23日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所说：“这个案子起死回生还是一个和案件无关的人。”

　　据称，2005年12月，在内蒙古服刑的犯人辛起来，写信给榆林中院。辛称听和自己关在一起的白光军说，曾和几个亲戚在榆林把人打了，出了人命。白光军是朱继锋的外甥，2004年因抢劫和盗窃被判刑，在内蒙服刑。辛为“立功”，向法院检举。

　　公安机关把白光军带回了榆林，开始审讯。白光军很快就“交代”了，称曾经和朱继锋等人绑架了高怀堂殴打，并将其抛弃在路边。

　　白光军的“交代”中，除了他自己，还有另外3名参与者，即贺玉山、榆林下岗职工朱绪平以及邻村的孙世慧。这两人与贺家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

　　在白光军的供述中，贺玉山在案件中扮演指挥的角色，带着一包木棍，在路边等待朱继锋开车会合，并共同参与殴打高怀堂。

　　白光军的供述被公安机关认为是“重大突破”。2006年7月，榆林市检察院第三次公诉，除了被告人从5个变成9个外，指控的事实也有了变化。以前指控5人在半路殴打高怀堂，变更成：朱继锋等人在榆林市内，劫持高怀堂上了一辆吉普车，另一部分人包括贺玉山、贺彬等在半路等候，两车会合后共同殴打高怀堂，并抛弃路边。

　　此次庭审，榆林中院认定9人有罪，作出判决。朱继锋从死缓改判无期，贺玉山被判13年，贺彬被判10年，王宏仁被判10年，贺占胜被判7年，其他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