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军此前因盗窃、抢劫已被判8年，实行并罚后，只决定执行刑期8年半，等于这次审判只增加了半年刑期。

　　“杀人被判半年，太不正常了。只能说明是警方实现了某种对白的承诺。”曾在第三次上诉中代理此案的律师在辩护中说。

　　事实上，宣判后，只有白光军表示服判，其余的8名被告人全部上诉。上诉后，陕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发回重审。

　　此后，榆林市中院第四次开庭。这次，法院判决认为，王宏仁和贺占胜没有作案时间，宣告无罪。对其他的7名被告人，依然作出有罪判决。

　　而另外的被告人继续上诉。2009年7月，陕西省高院依然认为“事实不清”，再次发回重审。

　　尚未终审 6人“刑满”

　　2010年8月11日，朱继锋杀人案第五次启动一审程序。

　　而此时，除了朱继锋和贺玉山以及另案在身的白光军，其他6名被告虽判决尚未生效，但几乎都已服满一审判处的刑罚，“出狱了”。

　　王宏仁和贺占胜在放出来前后等到了一审无罪判决；而其他4名被告在走出看守所后，就开始上访。

　　贺彬从最早的无期徒刑，到第四次被一审改判8年。2009年4月27日，他服满8年“刑期”，走出了看守所，从34岁，倏忽已到42岁。

　　8年前，贺彬还是党岔镇政府的合同制干部。案发前，他刚被报上去转正的指标。在被关进去的那个春天，他的公务员证发下来了。8年后，他事实上已失去了这个曾梦想和盼望过的“公务员身份”。

　　被放出来的贺彬，一对儿女已长大。孩子当时因他被抓而失学，如今在外打工。唯一让他安慰的是，8年过去了，妻子没有离开他。“她知道我没有杀人”。

　　“当年我母亲被欺负后，我们都报警了，横山县公安局也很重视。如果想打死高怀堂，我们还会报警吗。再说我爸就我这一个独子，怎么会让我去干打人杀人的事？”这个自小被认为性格“软弱”的男人，闷闷地说。

　　失去工作的贺彬，如今在姐姐开的饭馆里帮忙。有点时间，就去上访。这个43岁的男人让记者看他手腕上的白色印记，说那是当年刑讯逼供留下的。

　　贺彬走出看守所后，几个当年的同事来看他，包括当年的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王生利当时划片分管计划生育，是贺彬的直接领导。后调到横山县农业局工作。

　　2010年8月，王生利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乡镇，大伙儿一天到晚忙着抓计划生育，3月24日当天，做了5例计划生育手术，贺彬作为驻村干部，根本没时间走开。晚上，大家又一起喝酒，这些不仅有一起吃饭的7个人为证，还有饭馆老板、食客等作证。但不知为什么，法院最后没有采纳这些证据。

　　而唯一的“目击证人”孙长国则对本报记者说：自己倒霉，不知被谁提供给公安局，原本那晚在家里喝酒，被警察抓去让他作证，自小没进过派出所的他，被警察连打带吓，就编造说看见了现场。

　　案件进展情况

　　1.2001年3月24日，高怀堂被发现倒在路边，头部受伤。4月6日死亡。

　　2.2001年4月28日到29日，朱继锋、贺彬、王宏仁、贺占胜4人被刑拘，6月12日，陈培峰被刑拘。

　　3.2002年9月，榆林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死缓，贺彬无期，王宏仁15年，贺占胜13年，陈培峰8年。被告人均上诉。

　　4.2003年4月，陕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5.2003年9月，榆林市中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内容和第一次判决基本相同。被告人又上诉。

　　6.2005年12月，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7.2006年1月，榆阳区公安局拘捕贺玉山、朱绪平等4人，认定“9人犯罪团伙”。

　　8.2006年5月，榆林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撤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9.2006年7月，榆林市检察院以“9人犯罪团伙”提起公诉。

　　10.2006年10月，榆林市中院作出第三次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无期徒刑，贺玉山13年，贺彬10年，王宏仁10年，贺占胜7年，陈培峰6年，朱绪平5年，白光军3年(曾因抢劫、盗窃被判8年，合并执行8年半)，孙世慧1年。

　　11.2007年10月，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12.2008年11月，榆林市中院第四次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无期，贺玉山13年，白光军8年(合并执行12年)，陈培峰6年，朱绪平3年6个月，孙世慧1年。对王宏仁、贺占胜一审宣告无罪。

　　13.2009年9月，陕西省高院第四次发回重审。

　　14.2010年8月11日，经榆林市中院和榆林市检察院“联合指定”，由榆阳区法院一审开庭，尚未宣判。

　　两个家族的命运都改变了

　　2010年8月16日，党岔镇枣湾村。

　　65岁的王宏英在窑洞前干活。长达9年的精神折磨，让她看起来脸有些浮肿，眼角时有泪光。

　　9年前，因为高怀堂酒后闯入家中，吓得她此后卧病数月。当时丈夫、儿子都不在家，儿媳妇知道后，气不过报了案。“没想到，给一家人带来了这么大的难。”她喃喃地说。

　　因为高怀堂的死，她的丈夫、女婿、儿子、小叔子、娘家的兄弟都被卷进案件，至今还没有等来一个结果。羁押时间最长的女婿，已经在看守所度过9年。“当时，我们全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案子前后有18个人被抓。所有的亲戚都担惊受怕，随时等着被抓呢。就剩我一个支撑着……”46岁的女儿贺美玲哽咽着说。多年来，她坚信自己的亲人无罪，并一直在为他们奔走呼号。丈夫朱继锋在看守所已羁押9年，她独自支撑着家里开的饭馆，为的是“拯救这个家”。

　　贺美玲说自己不怨母亲。刚开始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亲戚们都愤恨，说灾祸都是母亲引起的。“一直过了这么多年，案子还没结果，也相信我们可能是被冤枉的。”

　　而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枣湾村，高家和贺家两大姓，也因为这个案件，仇怨日深。

　　死者高怀堂出事后，留下了年迈的母亲和一对10岁左右的儿女。此后的诉讼中，高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向贺家提出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法庭每次判决不过8万多元。他们也一直在上诉。

　　在丈夫死去几年后，高怀堂的妻子改嫁了，两个孩子，如今一个还在上学，一个在打工。“这个案子，把我们一家人也苦恼坏了。”8月19日，高怀堂的哥哥高怀玉对本报记者说。

　　高怀玉也怀念没有出事前的宁静生活。他说，曾经，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到现在贺玉山还欠着他5000元呢……后来因为弟弟高怀伟竞选村长，贺玉山落选，两家人有了些矛盾。到后来，高怀堂闯了贺家，他还曾去贺家调解过。如果调解成，也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了。

　　“我坚信弟弟就是他们一家人打死的。我弟弟和别人又没啥仇怨。不过当时公安机关事情太多，有些证据可能没有做扎实而已。”高怀玉说。

　　多年来，一直在外包工的高怀玉坚信案件没错。他认为公安机关办这个案子“把力出扎了”。对贺家人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说法，他的看法是：“不上刑，人能承认自己杀人吗？不翻供，那要死人呢，所以，他们翻供也正常。”

　　被告人称遭“刑讯逼供”

　　在长达9年、悬而未决的朱继锋团伙杀人案中，被告人翻供、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