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目睹过各种社会事件为何还伤得起|三联生活周刊|社会|特异性

　　原标题：目睹过各种社会事件，我为何还伤得起？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大学里上新闻课时，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是日常生活中有着特异性的事件。如果没有特异性，它就必须重大。如果一件事没有什么奇特性，又算不上重大，那它就必须与读者有比较强的关联性。这三点都不满足的，即使在时效上是新近的，它也一点儿不算“新”，不值得让人去“闻”。这种对特异性的追求，使得我的大部分新闻生涯，都是围绕社会事件在转。

　　上周二，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选题会上，大家议论起了甘肃庆阳少女跳楼的事情。一些同事很不理解，围观人群中怎么会有人讥讽，甚至大声叫好？这种蘸着人血馒头似的作恶，我们要不要去报道？报道这些让人不愉悦的事件，究竟有多少价值？

　　从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开始，我在内心就开始了这样的追问——报道让人不愉快的社会事件，我有怎样的正当性？2000年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毫无社会经验的素人，我开始了在南方的某份都市报抢新闻的生涯。夏日的一天，作为记者，我也围观了一个少女试图跳楼的过程。女孩在四五层高的楼顶边徘徊，她的父亲在底下，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叫女儿下来，一边不断捡起石头，掷向那些高叫着“跳啊，跳下来啊”的嬉戏般的年轻人。女孩终究退回到安全地带，人群轰地散去。

　　后来我发现，几乎在任何突发事件的现场，都有一群群众演员般的围观者，伸长脖子的好奇心，以及事不关己的嬉笑。2011年夏天的温州动车事故，我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在现场看到，高大动车桥墩下哭得站不起来的父母，以及一辆三轮车上特意赶来凑热闹的、嘻嘻哈哈的年轻人。

　　多年以后，往往是这些人，而不是我描述过的故事主角，占据我的脑海。想起他们，仍旧让我产生困惑。人的同情心是生而有之的吗？还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一个人对陌生人的悲剧毫不共情，是因为他没有被好好对待过吗？还是因为他虽然心中有所触动，却无法在人群之中恰当表达出悲哀之情？这些围观者，在他们作为主角的生活里，又是怎样的？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轮换为某一批的围观者？

　　我发现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活逻辑，能够解释当下发生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每一个悲剧或讽刺剧中的主角，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永远不只是个人。他们代表一群人，代表我们似曾相识的某个生态，他们让我们看到人之善、人之恶，人在善恶之间的层层计算与掂量。我只知道，那些我所见的围观者，历史书不会记载。我还知道，等到他们为人父母，或者离被尊重的生活更近一步，他们回首起自己当初的嬉笑，或许某刻，会心头一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谁在定义生命的价值，或许正是在一次次让人惊愕、哗然的社会事件中，慢慢地达成共识。

　　画家看着模特画像，作家依着生活原型发挥想象力，而新闻记者，用所采访和观察到的每一处真实材料，来为所处的社会塑形。这是社会新闻记者的惶惑之处，所见所闻无所依傍。既没有哪本书告诉你，该怎样从一个油头滑面的小贩那里获得可靠的信息；也没有哪个理论告诉你，你今日所见，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还是根本就一文不值。但这也正是社会新闻记者的的突破之处，在社会热点牛皮纸一样粗粝的打磨中，建构自己认识人性和认识社会的方法。

　　幼儿园发生的虐童事件，让我们追溯人类建立幼儿园的动机，以及探讨我们如何在信任危机之后，重塑信任的价值？杭州保姆纵火案背后，让我们看到一个小康之家如何建立，他们的善良与应对哀痛背后的价值观。

　　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几乎都不是构建于纯粹的偶然。人物、事件、场景之间的联动，都浮现出这个事件、这个人群的价值基座。一个人物所经历事件，在写作者的手里重新有了序列，她能让读者从一种新的序列中看到意义。

　　当我是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时，对于生命的价值感受有限。为了确保完成采访、写作任务，直愣愣冲到海啸、矿难、飞机坠毁的各种灾难现场，白天工作时是个职业状态，晚上回到宾馆，看着堆在一起的白床单，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张张白床单下的脸庞，突然害怕得发抖。我想起当我试图接近那些悲伤的家属时，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我这个陌生人诉说？生命无常背后，我和那些心怀敬意的记者们，试图记录的，是那个逝去生命的意义。他多大年纪？他平时是个爱笑的人吗？他喜欢他的工作吗？他和女儿亲密吗？我们哀悼无常，无常也反过来，让我们看到日常的价值。

　　做多了社会新闻，使我们对于极端处境中的人，也多了更宽泛的看待维度。怎么理解这个人？怎么理解他的行为选择，以及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动机有没有过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不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周围环境怎么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与周围环境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他与那些影响他的人，是怎样互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