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一是做市场二是做关系

　　“生意”

　　在胡刚看来，做生意一是做市场，二是做关系。而某些生意似乎也没有纯粹的市场，最后仍不免归结到关系上去。对于“槌子一响，黄金万两”的法院委托拍卖业务，“关系”更是决定拍卖公司生死的要害。

　　通过一位朋友的搭线引介，胡刚终于结识了省高院执行局的一位姓贾的法官。胡刚和法官的关系是从吃饭、喝茶开始的。起初，贾法官对胡刚还有些戒备心理，几次饭局后，他觉得知识分子气质的胡刚谈吐不俗，双方颇感投机。

　　胡刚断定，他和贾法官最终关系“混得很铁”的标志是他们一起去唱歌娱乐。“法官答应你去唱歌是很重要的信任信号。”胡刚说，因为几个男人在包厢里唱歌，“有点一起做坏事的感觉”，这是一种亲密又不越界的举动。

　　“双休日不能休息，手机不敢关机。”胡刚说，因为你不知道哪位法官会打你的电话，万一找不着你，他就会给另外一位拍卖行老板打电话。胡刚说，一旦法官说要用车，就要把公司的

　　“刚回省城时人生地不熟，光结交贾法官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胡刚说，那一年，公司的公关费花了20多万元。

　　2000年初，胡刚从省高院这位贾法官手里揽到了第一笔业务：拍卖省城某农贸市场一层。这个市场最终以720 万元的价格成交，胡刚获得72万元佣金。胡刚拿出10万元给承办法官送去，“兑现得越痛快越好”。

　　“窑变”

　　胡刚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冲突：明知是在行贿，却又懵懵懂懂，不清楚会面临何种处罚；明白必须回报法官，不然会让人瞧不起，更重要的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渐渐地，再面临这种矛盾时，胡刚找到了“平衡点”——把送钱过程隐秘化：他从不通过银行转账来付钱，因为那很容易被查出来。他蚂蚁搬家式地提取储备现金，然后集中付给法官。

　　自第一笔钱送出去后，胡刚知道自己和法官已结成了坚实的同盟，而他以后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大。农贸市场的成功拍卖，让胡刚名利双收，承办法官也认为胡刚的办事能力确实让他们放心。

　　两年后，那位贾法官又给胡刚拉来了一笔更大的业务，这一笔拍卖的成交额为2300多万元。“自然，这笔业务搞完后我又把一笔钱给他送了去。”　　

　　“要想能把生意长久做下去，你一定要让法官感觉到收钱‘很安全’。”胡刚说，这些法官对受贿的法律后果很清楚，他们惟一担心的是，公司账面上如何平衡这笔钱？

　　胡刚坦诚地向受贿者“证明”收这笔钱绝对安全。首先胡刚的拍卖公司是私人独资，应此不必经过其他股东同意，也没有上一级公司来查账。

　　其次，胡刚想到一个绝妙的平衡账面的方法：用艺术品来平账。比如，先给法官送一只普通的青瓷瓶，然后由法官委托另一家拍卖公司拍卖，他再在拍卖会上以500万的高价竞拍买下，这样通过“合法手段”将500万的行贿款送了出去。艺术品的价值很难准确评估，所以抓不到任何把柄。胡刚这一招屡试不爽。

　　就这样，胡刚拍卖公司的生意如细水长流，到2003年底，他已经拥有近千万元的资产。

　　对于财富的急剧聚敛，胡刚当然明白是一种罪恶的“权力寻租”，正是因为他与“法官进行二次分配”的承诺，让掌握拍卖资源的法官让他获得业务。“这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侵害了其它拍卖公司的商业机会。”胡刚自省。

　　胡刚常用瓷胎自喻，有时候所处环境就像一座烧制瓷器的“窑”：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瓷胎有可能会发生一种非人力能控制的、也不能被重复的状况——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