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破烂王杜茂洲：垃圾堆里掘宝藏(组图)

打成包的垃圾块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杜茂洲在他的废物回收公司

废旧玻璃

收集的塑料瓶

　　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播出节目“京城破烂王杜茂洲：垃圾堆里掘宝藏”，以下是节目内容：

　　他叫杜茂洲，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董事长， 15年前他还是个每月收入不到20块钱的农民，但如今他已经是名副其实个人资产早超过百万实业家，

　　15年前，杜茂洲为了摆脱贫困，曾经在老家四川当过小学代课教师，修理过无线电，但微薄的收入终于逼着他不得不像很多老乡一样选择到北京打零工谋生。但是与绝大多数以打工为生的老乡不同的是，杜茂洲迅速发现了，那被绝大多数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城市垃圾埋藏着的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从1990年开始，杜茂洲成了北京各大垃圾场的常客，玻璃瓶、塑料袋、易拉罐、废家具，就是靠着从垃圾堆捡来的这些东西，杜茂洲的月收入在10年前就超过了千元，相当于当时在老家收入的50多倍。当然，对于杜茂洲后来的垃圾回收事业来说，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15年的时间过去了，杜茂洲从拾荒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变成了废物回收公司的老板。如今，他带领着400多人分拣着北京崇文、通县、密云、昌平和平谷5个地区的垃圾，业务将近半个北京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城垃圾王。

　　会客厅：您15年就前到北京，第一次去垃圾场就发现里边都有什么？

　　杜茂洲：有收音机，录音机，当时我捡了一个收音机，我会修，我一看这收音机只是电池坏了，我就把生锈的地方擦了一下，换一个新电池，当时就收走，这么好的东西，在我们老家谁也舍不得扔掉，在这里就能捡着，所以我感到可惜。我又在垃圾里面找，找了还有一件衣服，用塑料袋装，我一打开一看，这衣服完全是九成新，还是新的，完全能穿，在我们老家，谁也舍不得扔掉。我当时捡了不少东西，这一天我觉得很高兴。

　　会客厅：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自己用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想法？

　　杜茂洲：一是捡来自己用，二是自己不用的可以卖钱，所以当时看到这里面到处都是钱。一看到我说这捡的东西，就是说自己花钱去买一天也能值几十块钱，再加上自己捡的东西卖出去，所以自己不能用的卖出去，一天能挣几十块钱。

　　会客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杜茂洲：当时在老家我的工资一个月就是25到30块钱，在那个时间我就捡垃圾，一天就能多的一天能挣到30。一个月下来要小一千块，这就是一笔小财富，北京垃圾里面含金量比较高，但没人重视，政府也不重视这一块。

　　会客厅：前两年垃圾质量高的时候，有过什么让您印象深吗？

　　杜茂洲：在市区中心地方的高消费人群中，垃圾含金量好，有些衣服一次没穿过的都有。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这个金牌我们老乡都捡过，就是十一届亚运会的金牌，我们一个老乡捡了两块。

　　会客厅：开始捡的时候，有没有心里一边想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浪费了？

　　杜茂洲：这样想过。确实在当时我们感受就是，北京跟我们山区农民这个生活差别太大了。那时候捡着什么就穿，衣服全是捡的，穿的衣服全是捡的，我到了94年才开始买衣服穿，所有的东西用的都是捡来的。

　　能吃苦，勤劳肯干，没有几年时间，杜茂洲就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他的生活也随着对垃圾中可利用资源地不断开发，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像他这样捡垃圾的人并不多，看着垃圾堆中很多有用的资源被白白埋掉，杜茂洲很心疼。

　　会客厅：到再后来怎么你就变成了这一行业的老板了呢？

　　杜茂洲：这段时间，我一个人捡，挣这么多钱，十个人捡挣多少钱，一百个人捡挣多少钱，我一个人捡毕竟有限，所以我想带动家乡那些贫穷的打工的，找不着职业的，把他们组织起来。

　　会客厅：他们来捡了垃圾换了钱，你成了他们中间带头的。

　　杜茂洲：对。到了2001年吧，就是政府为了解决白色污染这一块，花很大的资金，我记得昌平区政府为了解决白色污染，它花出三百万，召集全区村民、市民都来捡垃圾，花了三百万，这样我们跟政府说，这个不要你们花一分钱，我们来承包，我们给你把那个白色污染消除，所以作为我们带着我们老乡把那个垃圾里面，白色污染全部捡出来。

　　会客厅：几百个帮手，大家怎么分工的？

　　杜茂洲：按品类分类，分类堆放，分类我们回收。属于金属的，不管铁、铁皮、废铁，这些东西都捡，像玻璃的，不管碎玻璃、瓶瓶罐罐，只要属于玻璃的都捡，因为这个送到玻璃厂再生，造出很理想的玻璃。像塑料的，塑料里面就有很多种了，有70多个品种，软塑料，软塑料有聚乙烯的高压，聚乙烯的低压，还有聚碳、聚苯，很多。

　　会客厅：如果我是那个捡垃圾的我要拿着三个袋子是吗？一个装玻璃的，一个装金属的。

　　杜茂洲：不是，我们一般是统一捡到一块，用一个大包装袋装到一块，没有垃圾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没捡的时候，再坐下来细分。分类分好过后，分开堆放，堆放过后够一车就能别人来车拉走。像金属的就走的唐山的炼钢厂去了，过去首钢收，现在首钢搬走了就到唐山那边去了。

　　会客厅：金属的卖给炼钢厂，塑料呢？

　　杜茂洲：塑料就在文安，文安有一个专门细分的大市场，塑料大市场，它分完过后，分类过后全部又把它粉碎，粉碎过后造成泥就卖到广州、苏州、浙江，那些加工厂又去造成成品了。

　　会客厅：刚才咱们说的金属、塑料，玻璃呢？

　　杜茂洲：玻璃到邯郸玻璃厂。

　　会客厅：就是废旧玻璃加工之后就可以做成有用的玻璃了。

　　杜茂洲：对，全部造成门窗玻璃，又投入市场。

　　会客厅：一吨杂七杂八的，经过分解后卖掉，最后能挣多少钱？

　　杜茂洲：一吨垃圾现在就是20多块钱吧。现在的垃圾含量很小，它不像我们刚到北京来，这么大的铁都能捡，这么大的铜都有，现在你捡不到那些东西了。

　　会客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杜茂洲：现在政府对于再生利用，循环经济这一块很重视，全民意识重视这一块了，扔掉的东西没有过去多。现在的人比过去节约开支了。

　　看着垃圾堆里能捡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杜茂洲也开始琢磨，怎么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发出最大的价值呢？十几年的经验告诉他，垃圾中的可利用资源分得越细，回收的厂家给的钱就越多，这就说明像玻璃、金属、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的价值可以进一步开发，杜茂洲开始有了自己办个塑料加工厂的念头。

　　杜茂洲：厂里由于生产原因，技术原因，垃圾有时候销不出去就积压起来，数量一大，就堆得像大山，所以只能自己办厂，不求别人了。

　　会客厅：这么多人捡来的像山一样的塑料袋，人家不收购了，你就难在这儿了。那你怎么就能够敢下这个决心，拿钱出来要做这个加工厂？

　　杜茂洲：当时也冒很大风险，投出几十万，打水漂，反正就搞成功了，咱们就为政府解决一个难题。如果失败了，几十万打水漂。

　　会客厅：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原来是做捡拾垃圾的工作，敢于建一个工厂，这需要思路上有很大的变化才行。你懂这个技术吗？

　　杜茂洲：因为我教过书的，技术全是我自己去学，全国到处跑，坐车，哪儿听说有先进经验，我就上哪儿去拜访，跑了好多厂家，几十个厂家去参观别人的技术。我们为了第一次产品出来打开销路，在台州开了个展销会，我亲自跟我们公司管理几个主要负责的，亲自去参加，拿着我们的产品，去打广告，当时我们印了很多明信片，带了好几包颗粒，用小塑料包装装了几千袋，送给那些来参加展销会的那些人，当时这个产品慢慢的就打开销路了。

　　会客厅：就是您已经投资办这个厂的时候，产品都生产出来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销路是怎哪儿呢？

　　杜茂洲：对，当时我瞎碰，瞎闯。我如果没有勇气早就失败了，早就倒闭了，因为当时确实赔了不少钱进去，赔了又往里面赔，老往里边赔，一直赔了三年。第四年就不赔了，就开始赚钱了。我这个人性格有点好强，我干什么事儿都是，不成功则成仁，那就必须得成功，豁出去了，就是这种精神。

　　会客厅：现在回过头来你这15年的和垃圾打交道的生活，你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一个什么总结呢？

　　杜茂洲：这个总结就是，垃圾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我教书没改变命运，我搞无线电修理没改变我的命运，我捡垃圾改变了我命运。我没想到我会当老板，也没想到我出门坐小车，没想到，当时做梦也没想到。

　　会客厅：这位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先生。王先生您好。垃圾在您的理解是什么？

　　王维平：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理论上说垃圾就是资源，玻璃、塑料、鞋底、胶皮等等都有用。

　　会客厅：您讲垃圾原则，百分之百都是有用的，通过像杜茂洲这样初步的捡拾分类的工作，把垃圾当中百分之多少的价值找回来了？

　　王维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样子。

　　会客厅：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开发出来。

　　王维平：对，我们北京市一年产生的垃圾大约是400多万吨，堆起来相当于两座景山，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人，所谓都市的拾荒族，在垃圾里刨食的这些人，这些人可以搞掉一座景山。他们的功绩在哪儿？因为垃圾是要付出代价的，收运、转移和处理，要花掉财政150多块钱。

　　会客厅：一年北京的处理要花掉多少钱？

　　王维平：一年大概有五六个亿吧，还不算固定资产投资，比方说我们买垃圾车，我们投资建垃圾处理厂这个钱不算，包括油钱，包括工人的工资，

　　会客厅：杜茂洲他们的工作把一座景山的垃圾都消耗掉了，是不是减少了政府方面的资金上的负担？

　　王维平：应当说是减少了社会的负担，政府的钱也是来自于社会。大约一年能够减少两个亿左右。

　　其实，像杜茂洲这样的拾荒族只能把垃圾中1/3有用的东西分拣出来，剩下的2/3的垃圾要送到垃圾转运站，在这里经过机械分选，把有机物、无机物进一步分选出来后，最终确定没用的东西就被送到了垃圾填埋场。

　　这里就是位于北京京郊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从远处看去，这就是一座绿草茵茵的山丘，你可能不会相信，就在这些绿地下面埋地全是垃圾。每一天，来自北京市区和郊县的近1300多吨的垃圾被送到这里填埋，您可别觉得这些被刮得一干二净的垃圾就是彻底的废物了，在这里，垃圾又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会客厅：我们看到了这个垃圾填埋厂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想象中的是那种气味很难闻，环境很差的那个地方，这个绿草如茵，树木郁郁葱葱，这个垃圾填埋厂是这样的吗？

　　王维平：垃圾填埋厂一旦封厂之后要进行绿化，这个绿化还可以给周边的房地产开发带来商机，就是说它有景观。

　　会客厅：像刚才这位垃圾填埋厂的厂长说，他们这儿发的电都用不完，发的电还可以再帮他再创造价值。

　　王维平：他可以发这个电一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另外他也可以低价地或者免费地造福于周围的百姓，可以给周围老百姓用。

　　会客厅：这个资源到底有多少可以再去利用？

　　王维平：我们以前的垃圾对策都是在这儿，这是什么呢？都是针对垃圾产生之后的，这种对策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应该把垃圾的对策前移，在这些环节里不断地循环利用就可以少产生垃圾，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限制包装就可以少产生垃圾，我们中秋的月饼，2888一盒。

　　会客厅：有什么是在流通环节我们可以减少垃圾量的？

　　王维平：比如在日本的东京八环路以内禁止毛菜上市，如果我们把带土带根和带着菜帮子进去了，这往返的社会成本有多高，所以在国外是这样，鼓励净菜进厂，打开保鲜膜。

　　会客厅：消费者会说净菜贵。

　　王维平：一开始不成规模的时候是贵一些，但是一旦成为规模经营的时候就会便宜一些，当然了他其中有一个加工的环节，可能比毛菜稍微贵一点，但是你想想你摘菜需要的时间，你要用自来水洗它，这难道不是价值吗？所以它总的成本应该是低的。

　　会客厅：就是菜都摘好了，摘下来的这些烂菜帮子在城外有什么用？

　　王维平：可以就地还田，补充田里的营养。其实我们老一辈人就这么做，老一辈菜农就是这样，他把菜摘下来之后，把那层烂帮子就地还田，可以休养地里做肥料，拿回家去之后再剥一层喂猪，再剥一层自己吃，这叫资源的梯级开发，资源的梯级开发就意味着很少有废料产生，就意味着资源利用率的极大提高。

　　会客厅：为什么过去菜农能做的事情，现在却没有这样做呢？

　　王维平：因为我们刚刚富起来，大家对如何降低整个的社会成本，或者说关心不够，或者说不关心，所以我们研究对策的人就是要研究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会客厅：消费的环节呢，包装简单算为减少垃圾做贡献了吗？

　　王维平：拒绝好的包装。在日本买电器他给你送上门去，但是要事先说清楚，这包装没算在里头，比如说冰箱你打算摆在那儿，他给你插上电，好，他把包装拿走，或者是把废的东西他给你带走，这就是循环利用。

　　会客厅：在消费环节还有什么可做的？

　　王维平：消费环节可以做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旧货交易，我不需要的东西不一定你不需要，可以给那些需要它但又无钱购买的人，比如在国外街道居委会就有这么一个环节，这么一个职能，就叫什么？共计，资源共计主，比如你结婚了，这些旧家具都不要了，但是没坏，你可以放到居委会这儿来，居委会一两周组织一次所谓义卖，实际上就是送，给那些需要它，拿走。

　　会客厅：垃圾当中有这么多可利用的东西，我们现在利用得怎么样了？

　　王维平：我的观点是尽可能利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包括拾荒族，也包括政府组织，本身这个事儿事实上它是政府、企业、公众的有机结合，而不能光靠政府，也不能光靠他们，要全社会，包括商家，比方说这月饼包装这事儿，以后就要禁止这种奢侈、奢华的风气，我们说过分包装有很多毛病，第一个是多产生垃圾，第二个，浪费资源，第三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你要买这商品你必须接受这个包装，也必须得接受这个包装的成本，买的不如卖得精，他不能赔着钱卖。

　　会客厅：商家说月饼本身已经超过了月饼的意义，所以会把包装做得复杂。

　　王维平：在国外是这样，在发达国家，认为通过这种奢华的包装来促销是一种过时的、愚蠢的商业行为。你买香水吧，到商场去看看那法国香水，包装非常简洁，设计品位高雅，一点不影响销售，而通过这种奢华的包装来促销，本身就是一种市场经济早期的这种比较原始的比较愚蠢的商业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伙都缓过这个味来了，谁也不干这个蠢事，所以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会客厅：刚才杜先生已经说这两年垃圾质量没有前两年高了，如果我们把这些环节都做得这么到位的话，是不是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做的？

　　王维平：在国外也曾经，这个行业曾经有一个由盛到衰，那是在1985年之前，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有过成千上万的拾荒族在城市，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里涌向城市，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就干这个，也曾经有这个。但是为什么到1985年左右这个群体就锐减了呢？就是我们在国外要是的情况，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逐渐节约了，像现在国务院不就提出节约型社会吗？就是说垃圾当中可以抛出来的财富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人们一种心里上的原因，当你的生存、安全都受到保障的时候，这个群体就锐减了。

　　会客厅：当这种自发的群体锐减之后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这一部分工作了呢？

　　王维平：不是，那个时候政府就出面了，组织老百姓义务地把垃圾分开，然后再分别加工利用，就不用这个环节了，也可以。政府还要组织其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立法，比如这个包装的循环利用，旧货交易，废品回收这些环节，都是可以减少垃圾的，或者垃圾产生之后把它转换成资源。

　　会客厅：每一个人具体生活当中注意减少垃圾量，您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王维平：首先是尽可能拒绝豪华包装，另外一个，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尽可能回收利用，这样以免垃圾在国外垃圾是计量收费的，将来我们国家也要推行这个，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排垃圾多交钱，少排垃圾少交钱，还不是说你交一亿公斤垃圾，两公斤垃圾就成样了，不是，他是累进，一公斤垃圾是一块钱，两公斤垃圾不是两块钱，3.5元，三公斤垃圾不是三块钱，而是5.5元，当然我们也提倡绿色消费。

　　相关专题：央视《新闻会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