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
人生在世，除了讲理之外，尚有出气的需要。很多时候，虽然明白道理，却仍然“气不打一处来”。世道不公，遇人不淑，栽了，于是“气愤满胸”、“气愤难平”，积郁不得舒，乃至于“气急败坏”或者“郁郁而终”。古往今来，此情此景，所在多有。现实生活中，相信大家对此都曾听闻，也可能都曾有过此种心理体验。
法院于是派上用场了。有时候，作为实现校正正义的机制，法院及其司法活动是社会怨忿的排泄口。社会是一种人际格局的紧张存在，为无数利益关系的互动场。立法等等担负着实现分配正义的功能，以调控互动，缓解紧张为职志。功力不济，则以司法救助之。但是，问题在于，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制度安排，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然理性的产物。事实上，它们大都是在漫漫岁月中，歪打正着，历史地形成的。是否公正，同样充盈着感觉、感情等等非理性因素。而当事人对于公平正义的寻求，非理性因素或许更为强烈。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出事”。
粗略地说，法院及其司法就专理这些出了的“事”。经由个案裁判，将同“类”事情提纲挈领，顿获“放大效果”。非理性的“民间怨忿”由此获得宣泄。一案既泄，全体纾忿。想一想每判决一名贪官，社会大众街头里巷的议论，便知道大家似乎“出了口气”。正如对于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公共卫生事件责任者的处理，而且一定是即时处理，让多少人“出了气”，而缓解了高度紧张的官民关系。所以，美国的“埃尔默案”确立的不仅是“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恶行而受益”这一法律原则，而且重申了一种古老的道德原则，抚慰了因此恶行而感到受害———情感伤害———的所有人。这正如“蒋伦芳继承案”不仅放大并释放了原配的怨愤，而且纾缓了所有“同甘苦，共命运”的女性的怨与愤，虽然这一判决本身的个案正当性疑窦重重。而在房屋租赁关系中，宁肯房主利益受损，也不能将租户赶到大街上，从反面说明了不能制造“怨忿”。岔开话题，北京“禁改限”之前，每年大年三十、初一，都会有人因为犯禁放炮受罚。大过年的，不在营造祥和，而是制造“怨忿”，公权力用邪了。其与上述事例，情形不同，道理却一，说明“出气”而非“治气”，是顶顶要紧的事。
由此，公共人物，如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歌星笑星，乃至于社会名流，“公共知识分子”，其肖像权和隐私权就要打点折扣。不能动不动就诉诸公堂，不然普通公众会有“怨忿”。前不久一位因跑得快而荣华富贵者，以侵犯肖像权打官司，法院认为既不涉及广告，则他的形象可以被用用，也是这个道理。———否则，大家心中也会有“怨忿”。
毕竟，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司法最后的产品是将事情“摆平”。有时候，让人出气，才能将事情“摆平”。大家心中有气，而且气还不小，嚣嚣乎祭出老拳，危乎殆哉！不用动拳，而是动口，就把气消了，这便是司法的神通了，也是现代社会治道理性的牛刀小试。这既是在厘定规则，也是在处理纠纷。归根结底，极端而言，法院不就是出气筒吗！司法过程不就是社会消气机制吗！人世间许多事情并非丁是丁，卯是卯，那就让他这样，大家心里觉得平顺就吉祥，人人感到通达就祥和，有何不好呢！
也就因此，法院及其司法可得“一碗水端平”了，凡事讲个公道。法院让人出气的管道是讲理。将事情“摆平”，就是在辨析是非，寻求公道，于法理、情理和道理的交贯缠绵中，最终给大家一个说法，一个大家觉得入情入理的说法。说法切于人情，顺乎道理，而一统于法理，大家气消了，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消气靠的是讲理，讲理求的是公道。无理可讲，即适得其反，消气机制变成了“治气”工具，事情可就麻烦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法院自己做不了主，法官说话不算数，那这事情可就难以“摆平”了，公道更会成为稀缺物品了。
阅世既久、析案无数的老法曹，对此当有亲身体会，或许，加上一肚子“怨忿”。———他们到哪里去纾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