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很多城市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产生上亿吨的垃圾。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2005年《各地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情况》显示，当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仅为51.7%。建设部2006年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北京，“垃圾围城”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83年，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20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

　　在北京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高安屯，无论是填埋带来的恶臭，还是随焚烧滋生的二恶英，正威胁着附近居民的生活。不想戴着防毒面具，有人无奈选择了离开，有人积极站出来进行环保战，上街散步，制作宣传画，他们的生活因垃圾而改变。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热门话题。而这个热议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高安屯环保反击战

　　鉴于填埋、堆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事实，焚烧一度被认为是更环保的垃圾处理方式。正在这场垃圾焚烧“潮流”愈演愈烈之时，各种纷争也此起彼伏。

　　南都周刊编辑 潘葱霞 记者·张守刚  实习生·雷倩倩 北京报道  摄影·刘博文

　　3月27日早晨，俞东来到单位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写“臭气日志”。“那股味又萦绕在周围了，起床时似乎觉得不对劲，这一出门便是明证啊。”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六篇了。前几天的日志里记述的状况更让他心烦：“夜10点21分，去物业所在楼交水费(自动刷卡机)，出门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垃圾焚烧味道，不敢大口呼吸，这种味道让人特别难受。”

　　他不知道这篇《高安屯臭气日志》何时才能“杀青”。从去年9月30日开始，也就是北京朝阳区市政管委会对公众道歉、并承诺治理高安屯垃圾场恶臭的20多天后，“臭味日志”正式诞生。这个日志注定没有太多读者，但它的背后是20多万同样饱受恶臭之苦的小区居民。

　　32岁的俞东话语温和，他不曾像其他居民一样戴上口罩去街头散步，但他说，写日记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2008年6月，这位平面设计专业的教师，住进了朝阳区的优点社区，南北通透的户型，每平方米7000多元的价格吸引了他。“搬来之前就知道垃圾场的事情，也向不少人咨询过，但小区里的人说不是特别严重。但过来之后，发现味道越来越重。”后来，他用GOOGLE EARTH测量了下，自己家距离高安屯垃圾场仅有3公里。

　　他的妻子是幼儿园老师，两人都到了生育年龄，家里人也急着抱孙子。但不时传来小区里有孕妇流产和兔唇婴儿出生的消息，让他们有些犹豫。“如果非要生，可能会租个别地的房子吧。”

　　给俞东夫妇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高安屯垃圾场，全名是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当地居民介绍说，1980年代中期，此地还只是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大土坑，到了1995年，被改造为垃圾处理场，2002年，成为朝阳区的垃圾卫生填埋场。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北京垃圾场多达16座，为何高安屯的恶臭令人如此难以忍受？

　　萝卜快了不洗泥

　　原先住在高安屯的居民已经被搬迁，现在马各庄，则成了是距离高安屯垃圾场最近的居民区，仅有600米。一位陈姓村民说，早年的垃圾场并没有臭味，他们也没在意。“从2005年开始，路上的垃圾车越来越多，臭味就严重了。”

　　600亩大的垃圾场方圆几公里内，分布着万象新天、天赐良园、榆景苑小区、柏林爱乐、优点社区等居民小区，以及北京物资学院等数个高等院校，常住居民已达数十万人。此外，正在兴建的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两限房“常营两限房”，距离垃圾场仅1500米。

　　2002年入住柏林爱乐小区的赵蕾，感受比俞东夫妇更深刻。在她记忆里，2005年偶尔有味道，2006年每个月闻到一两次，2007年每个星期能闻到，2008年基本就是天天每时每刻都能闻到。赵患有呼吸系统疾病，臭味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经常夜里两三点被憋醒。“特别是去年奥运期间，夜里不敢开窗户，醒来就戴着防毒面具，打开电视，躺在那里耗时间。”赵蕾说。

　　2009年4月7日，记者驱车从后门进入戒备森严的高安屯垃圾场。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场内绿化工作并不差，树枝吐绿，春草返青，黄蓝色小花点缀其间随风摇曳。到了作业区附近，方才恶臭扑鼻。朝垃圾场西南方望去，“常营两限房”正拔地而起，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

　　在北京16座垃圾填埋场中，高安屯的设备最先进，也最具争议。

　　王维平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是北京市垃圾处理的智囊人物。“有臭味的垃圾场大多没有按规定运行。”他说，“按规定运行是有国家标准的，比如说垃圾来了当时就得推平压实，暴露的垃圾作业面积不能超过660平方米，排出来的水当天就得抽走。如果放那一个月，能不臭吗？都成黑汤子了。”

　　与高安屯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北神树垃圾场运行非常规范，房地产开发商都很喜欢靠近它，称它为生态公园。“不仅没臭味，还漂亮得跟景山似的。”王说。

　　“凡是我们市属直管的垃圾填埋场，都没臭味，没有超标，没有老百姓示威游行。但区属的，比如高安屯、六里屯的垃圾场，对方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官员的升迁撤职，由区委区政府决定，不是市政管委会决定。”王维平把原因归结在垃圾场市属与区属的差别上。

　　这些垃圾场的管理者也是有苦难言，他们有“客观情况”。王维平说：“萝卜快了不洗泥。高安屯填埋场设计能力是1200吨，现在每天进4700吨，它能没臭味吗？”

　　3月9日，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公开表示，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缺口每天高达8000余吨。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业主抱怨的垃圾恶臭，垃圾处理部门左右为难。从环保角度考虑，高安屯垃圾场整体搬迁无疑能大快民心，但搬到哪里去是个问题。

　　“搬得越远越好，搬到无人的荒郊野外，这当然是一种想法，可惜也不切实际。如果垃圾场选址太远，垃圾运输的成本将大大提高。王维平解释：“垃圾车的合理运输半径是多少？14.5公里，超过这个运距，吨成本就不合理了。天天都要运，财政将不堪重负。”

　　这意味着，多数居民最盼望的垃圾场搬迁方案，实现的希望极为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