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下的抉择

　　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跟很多刻板的专家不同，他不仅懂垃圾也能拉一手极好的二胡，在他眼里一曲《二泉映月》也饱含着“垃圾的忧伤”。

　　1983年，北京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垃圾围城”。王维平回忆说，当时利用遥感技术发现，沿着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堆！“垃圾包围城市”名副其实。为突破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赶工建设了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此次垃圾巨兽卷土重来，来势更加凶猛，袭遍全国。《人民日报》4月1日援引建设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一旦垃圾桶变成了一个炸弹，谁都会把它放在第一位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赵章元说。他遗憾地表示：“垃圾桶都在角落里，各级政府以往同样把垃圾问题放在角落里，没人重视，以至于今天矛盾激化。”

　　如何拆除这枚巨型“炸弹”的引信？20多年前，北京的选择是填埋；这次，答案变成了焚烧。

　　2008年7月28日，也即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的10天之际，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当地媒体报道如此描述它的重大意义：“这意味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方式由填埋开始转向焚烧处理。”当然，对附近的居民来说，填埋场的旧臭未消，垃圾焚烧又添新忧。

　　北京市政管委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仅有2%采用焚烧方式。与国内其他城市比较，北京已经远远走在深圳之后：深圳已建垃圾焚烧发电厂7座，日处理垃圾11370吨，焚烧发电处理量已占总处理量的40%以上。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被认为是学术界坚定的“焚烧派”。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的困难，根本原因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在北京市相关管理层中，焚烧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市政管委会各类公告中，“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成为曝光率极高的一个短语。而这个理念，最早正是由王维平提出来的，“北京填埋不是方向，就得发展焚烧，综合治理也在积极探索。”

　　放眼全国，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建设高潮已经掀起。王维平掰着指头，历数已经拥有焚烧炉的城市：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温州、武汉、重庆、广州、太原？?这个名单中的城市还在不断增加中。

　　北京正在加快焚烧的步伐。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目前，高安屯厂正在调试中，南宫的土地已获批复，六里屯焚烧厂正在进行专家论证，目标是保证2015年焚烧量达到8000吨，这正是目前北京垃圾处理能力的一个缺口量。

　　与此同时，与垃圾焚烧有关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争议的焦点，就是焚烧产生的致癌物质二恶英。

　　焚烧背后有利益集团？

　　60多岁的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就按照欧盟标准0.1纳克(1纳克就是10的负九次方克)，但它的累积效应是最可怕的。”

　　他介绍说，二恶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等衰减完了需要百年左右，基本就可视为不降解。它在人体里累积之后，会越来越多，迟早还是要发病的，无法避免的。不管在欧洲还是日本，焚烧炉周围民众都出现了癌症高发区。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理论上，垃圾焚烧温度在320度与820度这个区间之外，不会产生二恶英，所以需要在3秒内从820度以上快速降到320度以下，“这样二恶英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除非你不产生垃圾。”王维平的话中透着无奈。

　　让赵章元担心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目前国内不严格的管理状态。“现在国内约50台焚烧炉，几乎都是处于不饱和等不良状态下生产。如果焚烧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二恶英的浓度就会更大了。”这个“不正常”，包括工作程序上的简化、过分降低成本等多方面。

　　垃圾焚烧，二恶英，这都是略显专业的名词。但等到业主们逐渐了解后却更加不安，这种看不见闻不到的致癌物质，比臭味更让人恐怖。

　　很多人选择了逃离。“上周我又送走了3户，如果这儿不改善的话，我也会搬。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命都不要了。”赵蕾说。

　　俞东也有过卖房的想法。2007年6月他买房的时候价格还比较低，每平米7200元，总价80多万。现在小区的房价受到垃圾场影响，略微下浮，但仍在9000元左右。“现在卖虽然不怎么赚，但也不会赔。问题是，卖了后怎么办，这点钱在别地根本买不到这么大的房子。”

　　搬到哪里去也是一个问题。“到处都要建焚烧场，你能逃到哪里去？”

　　在很多中国的市政管理者看来，垃圾焚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技术。但赵章元的看法恰恰相反：焚烧已经处在被淘汰的路上。

　　“不管日本还是欧美国家都在想办法关停，日本停了2/3，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这类污染物的口号。‘禁烧风’才是世界主流。”他认为，有些政府官员思维是滞后的，有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也简单粗暴：政府计划好了焚烧，你就不能反对。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的专家，赵章元评审了很多省份的焚烧设施。大量的实际勘察与资料分析后，他逐渐坚定了反对焚烧的立场。让他最头疼的是，焚烧派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发达国家的焚烧炉商，是利益集团的第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来中国推销他的产品，因为在他们国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部分人是国内的项目承担者，他们或者承担某地区垃圾焚烧任务，或者是研究垃圾焚烧的大学教授，都得到充足的项目经费。第三部分人则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员，他们给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

　　他已经感到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一个让他吃惊的例子就是“300米标准”的突然出台。

　　在环保部发布的环发〔2008〕82号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中规定，焚烧炉和居民区的直线距离不得低于300米。“这个300米怎么出笼的？可以肯定，是在少数人不正常操作下搞的。”赵章元说。

　　北京市围绕六里屯这个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争论了很久，距离问题在专家论证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做了个计算模型，污染物扩散到一定距离，浓度达到欧盟标准，算出来还不到300米，说已经考虑风险了。“但是我认为这个结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专家组长决定不能这么写，当时300米就划掉了。”

　　然而，事隔一年后，环保部把那个标准突然发布了，就是300米。

　　300米的距离简直形同虚设。赵章元担心的是，这个标准一旦执行，全国将出现可怕的局面，甚至一场灾难可能要降临。“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很危险。各省都在憋着劲建焚烧炉，好落实十一五规划，光北京市就公布了要建设20台，在京城东南西北的20台炉子一冒烟，整个首都上空的有毒气体就会一天天积累起来，大气是连通的。”

　　他越想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