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的信任危机

　　争议在继续，不信任感也一点点在累积。

　　周一翔居住在万象新天，这是个新兴的高档小区，也是距离高安屯垃圾场最近的大型居住区。“开始并不知道臭味是哪儿来的，半夜里被熏醒，感觉有点窒息。全是那个味道，逃不了。”2004年入住，次年，他就开始为垃圾臭味维权。

　　“垃圾场历险记”几乎是每个维权业主的起点，周一翔也一样。“2005年感觉味道就很重了，就跟几个朋友偷偷去了高安屯垃圾场，结果被垃圾场的保安人员发现后，关起来了。我们后来打了110，才被警察接了出来。”

　　之后，周一翔还与同小区的刘军等人组织了一次集体签名，呼吁政府对垃圾场采取措施，万象新天、天赐良园、柏林爱乐等多个社区的240多名业主一起签名，签名信送到了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政府、朝阳区环保局等多家单位。朝阳区环保局在回复中承认，小区臭味肯定与垃圾场有关系。

　　随后，周一翔等人就以不同的方式来呼吁，包括跟朝阳区区长陈刚通电话。但周一翔说，臭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越来越严重。

　　去年8月30日，难以忍受恶臭的数百居民手持标语、戴着口罩，走上常营和管庄附近的街头，并拦截垃圾车， 抗议相关部门的推诿搪塞。由于北京奥运会刚结束一周，该行为引起国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因参与维权行为，周一翔、刘军、赵蕾等人都被家访，赵蕾还先后被家访了三次。“警察认为我是组织者。我能组织这么多人吗？真是高看我。”她说。

　　随后，朝阳区市政管委会公开向居民道歉，并承诺投入9100万元，20天内解决高安屯垃圾场臭味。但两个20天过去了，周一翔等人仍能闻见臭味，俞东的“臭味日志”也无奈地在继续。

　　针对新建的垃圾焚烧场，他们还申请了对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场的两次国务院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4年12月9日批复北京市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调整方案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文件，责令该垃圾焚烧厂停建、缓建或者不投入使用。2008年9月10日，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最终裁决：报告合法。结果一出，周一翔等申请人极为失望，这也是对他们维权行为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2008年10月26日，在恶臭和烟气中生活的业主自制宣传画，在小区内进行二恶英危害以及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遭到城管的阻挠，宣传画被撕毁。相关视频被传到网上后，再次引发哗然大波。

　　尽管如此，维权努力仍然在继续。2008年11月份，柏林爱乐一居民将垃圾场告上法庭。该案的立案竟然要经过高院批准，立案最终成功。2009年1月， 该案开庭，仅允许一人旁听，至今未裁决。

　　2009年2月，万象新天居民拿到北京市环保局的正式回复：两个垃圾焚烧场自试运行以来，从未进行过检测，而医疗垃圾焚烧已经试运行了3年之久。“没有谁检测后敢给合格证。”刘军说。

　　就在业主维权的同时，情况却继续朝着他们认为“更坏”的方向发展。

　　在距离高安屯垃圾场1.5公里处，北京最大的常营两限房正在大兴土木。按照规划，此项目明年建成后将提供12000套两限房，与配建的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一起，构成了一座容纳几万人的庞大社区。1.5公里，这比万象新天、柏林爱乐、优点社区等任何一个小区都离垃圾场近。《新京报》评论曾经批评高安屯垃圾场“规划制定有缺漏”，而在赵蕾、周一翔等人看来，“常营两限房”更是个不负责任的规划。

　　“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垃圾场，过来也认了。”赵蕾悲哀地说：“现在填埋起来了，焚烧也起来了，那为何还要在垃圾场附近规划两限房？”

　　周一翔则表示：“这种规划就是严重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他担心，两限房的居民大多是老北京人，那时，如何建立与新业主的一种信任关系，无疑是对未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极大挑战。

　　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样存在于富有争议的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场问题上。环保作家冯永锋曾写道，海淀区市政管委会的官员声称“垃圾焚烧场运行了，臭味就消除了”，然而居民们回应说：“填埋场都无法兑现规划上的诺言，你让我怎么相信焚烧厂是安全的？”

　　“不要总搞背对背”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冯永锋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是死路一条。”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部门政府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六里屯附近的很多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这样维权的时候更有底气。“但他们懒得做，一听说焚烧炉又要建，就急了。这样直接把问题推给政府，其实也是一种简单粗暴。”

　　而根据4月10日的北京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100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

　　这个理念不仅跟赵章元等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自然之友”调研部张伯驹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前端，注意减量与分类，这恰恰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都不重视的。”

　　理念在接近，而重建被破坏的信任感，也许更加重要。冯永锋注意到：北京的垃圾场大部分位在城乡接合部，比如高安屯和六里屯，这些地区的市民维权意识都非常强。“因为兴建了很多新兴小区，住进去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思维活跃。”

　　“如果一时解决不了，老百姓也通情达理，这确实也有个渐进过程。但不能拿我们当傻子，你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你给一个结果，我们必须就接受。”周一翔说，他最希望的，是公众与政府间能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赵章元则提醒，业主有过激情绪是难以避免的，政府部门应给予理解。“你要在我们家门口建垃圾场啊，污染得那么严重！”他曾经看到六里屯的小孩子很可怜，戴着防毒面具，说“很难受”；还曾看到六里屯维权的老人无奈地说：我们老了，死就死了，我们的孩子呢？

　　他认为，如果坚持垃圾焚烧道路的话，这场争论会越来越尖锐。“我不提倡尖锐化，我们要坐下来谈，不要总搞背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