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喜欢将拾荒者称为“收买佬”。在广州街头，每隔10-15分钟，就有一位拾荒者对垃圾箱进行一次分拣。他们见证了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的变化，也从垃圾里看到城市生活的变迁。

　　南都周刊编辑 潘葱霞 记者· 徐珊璞  实习生·李颖娟 广州报道

　　如果你想找出100户至少养有一只猫、而且没有养狗的住家，以下就是拾荒者庄清臣从他们的家庭垃圾中获得的结论：一连收集五个星期的垃圾，你会发现有30%的这种家庭，这段期间的某一刻都丢过一份报纸。

　　在美国，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垃圾考古”，在垃圾填埋场地面打一个岩心下去，得到不同年代的垃圾成分，从而分析不同年代的美国人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在广州，10万的拾荒者们，只需要掏掏街头的垃圾桶，就可以说出这座城市大概的生活

　　拾荒近20年，基本上光顾过广州每个区垃圾桶的庄清臣，会告诉你：天河区体育场附近的垃圾桶里10%是广告传单，而荔湾区的老广们更爱扔些带着汤汤水水的生活垃圾。

　　根据广州市环卫局的一个统计：广州街头，平均每隔10-15分钟，就有一位拾荒者对垃圾箱进行一次分拣。居民、拾荒者、环卫工人，构成了这个城市被称为有“中国特色和广州特点”的民间垃圾分类方式，使得每天广州大约有1000-2000吨的有用垃圾被分拣出来循环再利用。

　　在广州，庄清臣只是庞大的拾荒者群落里的散兵游勇。43岁的拾荒者李杏，则是正规军中的一员。

　　2009年4月2日，广州市环卫局邀请市民代表、相关职能部门“智囊人士”就广州垃圾分类的推广献策建言。10年间，广州街头垃圾筒，从单桶到双桶再回归到如今的单桶，取消垃圾分类一说，正在广州坊间热烈讨论。而这传言，在李杏看来，早是确定的事，“哪有什么垃圾分类，我在垃圾场捡了3年垃圾，哪次垃圾车来不是一口气卸下垃圾就跑？也只有我们挑挑拣拣。”

　　在广州最大的拾荒者聚集地——兴丰生活垃圾填埋场，李杏和她的同行、上百名拾荒者见证着城市生活垃圾的变迁，也间接参与了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的改变。

　　“垃圾村”的变迁

　　一群拾荒者，蜗居在广州白云区兴丰垃圾场边的小山谷中，遗世独立，自成一体。

　　“脑袋系在腰杆上的活，你们这些城里人知道什么？哎，慢着，你脚下踩着一个铝盒子！”李杏很不耐烦偶然来窥视拾荒生活的陌生人。她说，很忙，没空接待参观者。

　　拾荒者们穿着环卫工人的橘红色荧光衣，高统水靴，弯着腰，仔细在垃圾中翻刨找寻，发现目标就立刻出击，捡起来放在袋子里。即便深夜，拾荒者弓着的脊梁依然在垃圾山中若隐若现。拾荒者的生活轴心基本就是围绕垃圾转——捡货，赶(选)货，交货。

　　兴丰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广州市东北方向38公里处的白云区太和镇兴丰村。由于四周山林环绕，景色优美，而且随到随填的操作方式，实现垃圾“零堆积”，这座垃圾场在宣传中被亲切地称为“花园垃圾场”。该场于2002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已成为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场所，每天进场的生活垃圾超过6500吨。

　　垃圾场上总会有寄生的“垃圾村”。兴丰“垃圾村”诞生于2004年9月，但它的前身——李坑“垃圾村”早在l992年就随李坑垃圾填埋场的开场一同出现。2004年，李坑垃圾填埋场因使用期满关场，场内的“垃圾村”被迫解散。次年9月，一名姓刘的拾荒老板取得兴丰垃圾场承包权，招募部分原李坑“垃圾村”的拾荒者，在现有基础上重建了一座“垃圾村”。

　　“垃圾村”由纵横两两相对的五排棚屋构成。住过李坑垃圾村的老马已经加入拾荒行列8年了，“这里干净多了，有自来水，还通了电。”整个社区共有棚屋70余间，拾荒者140余人，大都来自湖南益阳、衡阳和岳阳。

　　他们都是夫妇档，每对夫妇都有一间小窝棚，捡回来的油毡、纸板、塑料膜、条幅布，都是可利用的建材，再摆上一张穿了洞的沙发或者瘸腿的茶几，就算是一个家了。每对夫妇每月收入2000多元，还可以上下浮动千把块钱，视乎你是宁愿起早摸黑还是喜欢买彩打牌。

　　垃圾村的历史与改革开放史高度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废旧回收几乎全部由国营供销社网点垄断。那时，广州垃圾收运队实行“定人、定车、定时、定点”和按居委分工包干清运垃圾，居民则以铃声为号，依时将垃圾倒上垃圾车，垃圾车直接拉到垃圾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社废旧回收系统在市场的冲击下面临崩溃。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生产生活垃圾激增，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回收，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对环境也造成很大污染和负担。

　　在体制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个体废旧物资回收应运而生，“国退民进”，迅速抢占了国营企业退却后留下的阵地。现在，广州大约有废品收购站500多个，全市废品站每年回收废品物质480万吨，金属、纸张、塑料品、废旧家具等比较容易分拣的垃圾，基本通过这个渠道变卖后进行循环使用系统。

　　大量从河南、贵州、安徽、湖南等外来农民工来广州投身拾荒，“垃圾村”不断出现。某种程度上，“垃圾村”可视为中国城市化的伴生物。

　　垃圾里的生活  

　　现在垃圾场拾荒已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先由拾荒老板拿出一笔资金，从政府主管部门那里，将垃圾场承包下来，再由拾荒老板招募拾荒者，捡到的废旧物品必须全部卖给老板，老板再用高于收购价的价钱将其卖出，赚取差价，拾荒者就相当于老板雇佣的工人。老板在垃圾场内设有一个露天堆放场，每对拾荒者夫妇都有一小块堆货地，他们会视捡货的量而每天或隔几天到堆放场“赶”一次货，然后在第二天凌晨交货。

　　“广州人生活得真不错，看看他们扔的东西？?”老马眼尖，将一个空瘪的烟盒从一堆垃圾中挑出来，里面还有3根红双喜。“我经常捡到一些好球鞋，都寄回老家给我儿子了。”忘了说，老马手机里的SIM卡也是淘的，号码很不错，带3个8。

　　他们的闲暇时光也与垃圾紧密相连：读垃圾中捡来的书、看垃圾中捡来的碟、听垃圾中捡来的磁带，孩子们还有一两件垃圾中捡来的玩具。

　　“可以说，垃圾里头藏着人类行为，也记录了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脚印。”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想要了解垃圾，研究它，首先就得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对拾荒者说，垃圾的前世今生就是肩上那道重荷。老马是2001年跟着叔叔来广州拾荒的，那时才20岁出头。叔叔告诉他，小子你命好，现在的垃圾又轻又贵。“1990年代初期，大伙烧蜂窝煤，捡的垃圾主要是煤渣。除了煤渣，那就是废纸废书了。那会儿垃圾可‘重’了，到了晚上，腰酸背疼。”

　　1953年，由于市民开始节柴烧煤，广州的生活垃圾中出现了煤灰，从此拉开了长达40多年的煤灰时代。由于居民烧煤的迅速普及，每天产生的煤灰量很快超过了普通生活垃圾。1996年广州市政府提倡居民使用煤气，机关、单位都不准烧煤后，蜂窝煤的生产和销售走向没落，垃圾中也再难寻煤灰的痕迹。

　　1972年以前，广州人的生活水平不高，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多是餐厨垃圾，像烂菜叶、剩饭之类，垃圾直接被运往临近郊区堆肥，参与大自然净化和循环。但随后，一个分水岭出现了。1970年代后，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垃圾成分变得复杂了，塑料、塑膜纸、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而生活垃圾中，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城市居民的日常食品改为冰冻、干缩、预制的成品和半成品，家庭垃圾中的瓜皮、果核等食品废弃物大为减少，而各类纸张或塑料包装物、金属、塑料、玻璃器皿等大大增加。1978年北京市的垃圾成分为：厨房垃圾中的有机物占20%；金属、塑料、废纸占10%；碎砖、瓦砾、渣土、煤灰等无机物约70%。而根据最近抽样调查显示，城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约占37%。特别要指出是，在生活垃圾中，体积的80%、重量的17%是包装物。

　　此外，垃圾组成另一个变化是：废旧的家庭工业消费品大幅度增加，如废旧的汽车、摩托车、电视机、电冰箱、旧家具等数量迅速增长。

　　对捡了20年垃圾的庄清臣来说，捡垃圾也有规律可循，并不只是靠运气。

　　经济不景气时，固体垃圾比经济景气时期略减，特别是建筑垃圾会大幅度减少。夏季是垃圾里含宝贵的啤酒罐和汽水罐最丰富的季节，也是垃圾中纸类和塑料比例最低的季节。

　　垃圾的性质也会随不同人类居住而异：含有大量“名牌”食品饮料外包装的垃圾，一般来自中等收入地区，而富裕社区最可能丢弃的是不含酒精的低热量饮料和有品牌的一般食物包装；相比外地，老广喜欢煲汤，垃圾中的水分含量比较大，捡垃圾的时候要注意戴上手套，别得了皮肤病。

　　相比叔叔那一代拾荒者，老马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不过有时候他也发愁，现在电器都是用塑料做壳，不像以前都是铝铁等金属，不值钱了！现在大家都上网了，买报纸和书的人少了，那可是拾荒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现在只卖4毛钱/斤，与2008年上半年的每斤八九毛钱相比差了不止一倍。

　　老马很认真地问记者，金融风暴啥时候结束？这大概是广州超过10万名拾荒者心中共同的迫切疑问。

　　拾荒者的式微

　　下午4：20，满载着16吨垃圾的运输车驶进兴丰垃圾场，场内垃圾如山丘般堆积在一起。入口处都是已经使用过的填埋区，上面用帆布覆盖着。垃圾卸车后，工作人员用推土机将垃圾推平，然后再来回压平垃圾。“有用的东西都被拾荒者捡得差不多了，压一压，盖上消毒粉就行了。”工作人员说。在即将被填埋的垃圾中，除了占大多数的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外，依然可以看到铝盒、衣物等“好货色”。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称，2008年广州市生活垃圾达到日产9776吨，除1000吨被送往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外，其中9成靠兴丰填埋场填埋，从2004年起垃圾日产量每年约递增5%，增幅过快导致兴丰填埋场使用寿命提早8年结束，预计最多只能延续到2012年。这些垃圾中，最多的是厨余垃圾，超过四成，约为3150吨；其次是可回收的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数量大概占四分之一，为1875吨。剩下的就是竹木、布类等可燃物质和渣石泥土等无机物，前者占14%，后者为19%。

　　在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周少奇教授看来，真正需要填埋的只有占19%的渣石泥土等无机物，其他均有回收和再利用的价值。像竹木、布类可焚烧发电，厨余垃圾可经生物转换生产沼气，或经适度干燥处理后焚烧发电等。“垃圾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周少奇说。

　　垃圾资源化，从源头上来说必须先实现垃圾分类回收。但从2007年开始，广州街头的黄绿色分类垃圾桶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蓝色单个垃圾桶。今年4月，广州市环卫局表示，鉴于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暂时不再投放。2000年，广州被列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但八年多来，这项工作仍然停留在试验阶段。

　　“中国的具体国情是要靠收购站进行垃圾分类，不能一刀切取消，政府也没有能力收编庞大的拾荒大军。”广州市环卫局局长吕志毅本月在一次“智囊会议”上这样说。在政府眼中，拾荒军团是垃圾分类的重要环节，没有他们，垃圾回收的效率将会更低。

　　由此，拾荒者们被赋予了自己也不知道的历史使命，走进了城市垃圾回收的环保产业链。但周少奇认为，这种民间分类效率低下，不是科学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拾荒不能叫分类，而只是捡走了可以卖钱的东西。一些有害的甚至危险的垃圾根本不能被清除。”

　　老马倒不奢望带上什么“环保”光环，他只希望自己的“存在”能被确认。“管垃圾场那些人虽然平时对我们睁只眼闭只眼，但有领导来检查的时候，就不让我们开工。”老马说，兴丰管理方不愿承认拾荒者的存在，因为拾荒者与这座垃圾场的国际定位极不协调。

　　根据《广州市中心城区2010年前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修编建设计划》，至2009年，焚烧方式比例将超过填埋方式，将会形成以焚烧为主、卫生填埋为最终处置方式。随着垃圾投身烈火化为灰烬，拾荒者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也将日渐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