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金饰案：“捡”来的灾祸

　　价值261万元的一箱黄金首饰，让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惹上了涉嫌盗窃的大麻烦。案件由深圳市检察院转交到宝安区检察院，继而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尚未进入起诉阶段，复杂的程序已经让梁丽失去自由5个多月。虽然关于她捡到金饰的行为罪与非罪、该当何罪的争议已成焦点。

　　记者◎王鸿谅

　　求职

　　换上统一的保洁制服，梁丽一天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她是深圳机场的一名普通清洁工，每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是1080元。这收入在深圳偏低，一般工厂里的女工都能挣到她的倍数，但梁丽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足。她2005年就从河南到深圳与丈夫刘建华相聚，而这份开始于2008年8月的清洁工作，却是她到深圳3年多来，第一份可以买社保的正式工作。

　　梁丽的老家在河南商州农村，5个兄弟姐妹里，她1969年出生，是老四，排行不上不下，母亲郭老太太说起来就会抹眼泪，“这闺女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福都没享到”。家里穷，她只念到小学3年级就辍学干农活了，家里唯一有机会读到中学毕业的只有小妹妹。

　　刘建华比梁丽小4岁，他是开封人，和梁丽在开封相识，并于1998年结婚。2000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为人父母的喜悦才刚开始，生活的压力就迅速加码。刘建华上班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他再三考虑后，2001年终于南下深圳。

　　在开封的时候，梁丽是一家水泥制品厂的冷焊工，2005年到深圳以后，她依旧只能靠这份手艺来贴补家用。刘建华说起来，脸上就会浮现愧疚的神情，“她找不到工厂里的工作，就只能接一些手工活自己在家里做，焊接电子元件”，“每天晚上加班做到十一二点，一天也只能挣十几块钱”。那些焊接用的原料对皮肤伤害很大，刘建华常常看到妻子的手上满是裂开的大口子。他实在心疼，舍不得让她再做。虽然刘建华再次换了工作，在宝安区福永镇劲嘉彩印集团找到了一份印刷机维修的技术活，收入也增加到2000多元，可2006年9月把儿子接来深圳上小学后，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除了操持家务，接送孩子上下学外，梁丽还是闲不住，要接些手工活，刘建华说，“她就想着能挣几百块钱给孩子买零食也是好的”。

　　梁丽在接儿子放学的路上，偶然看到了清洁公司的招工广告，提供的岗位是机场清洁，有社保。机场清洁每年都会招工，只是薪水已经没有了诱惑力，因为这两年广东工资都涨得快。不过对梁丽来说，这工作依旧有诱惑力。上班近，他们租住的福永镇距离宝安机场只有两三公里；工作时间固定，轮流倒班，早班6点到13点30分，中班13点30分到21点，也比较方便她照顾孩子。这一次她到清洁公司应聘，终于很顺利被录取了。

　　机场清洁归属专门的清洁公司管理，因为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所以清洁人员的工作岗位也会经常变动。一般新来的都属“机动岗”，哪里需要就去顶缺。梁丽2008年8月上班，也做过一段时间机动，几个月后，岗位基本上固定下来，负责机场B号候机楼16号卫生间的清洁。虽然梁丽什么都不说，但刘建华还是能感觉到妻子的辛苦，机场清洁虽然工作环境相对较好，但“一天七八个小时站下来，她的腿都是浮肿的”。可就算这样，梁丽还是“两块钱一趟的公车都舍不得坐”，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梁丽的勤俭和忍耐，如今都成了刘建华的负疚，“她到深圳4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我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

　　顶岗

　　机场清洁工们把相互间的代班称为“顶岗”。2008年12月9日这天，负责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清洁的女工刚巧生日，请假一天，梁丽被安排顶岗上早班，从16号卫生间换到了大厅，而那个装了14.5公斤的黄金首饰的小纸皮箱刚好在这个早上出现在出发大厅。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纸皮箱，刘建华凭借记忆比划，“和装方便面的小纸箱大小差不多，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用黄色胶条封口”。而12月9日梁丽见到它时的情形，在梁丽被警方带走拘留、继而批捕后，现在只能通过深圳市公安局2009年3月12日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和律师司贤利与梁丽两次会面得到的证词来大致重述。

　　根据起诉意见书，2008年12月9日早上8点20分左右，东莞金龙珠宝公司的王腾业用行李车推着7件行李到19号值机柜台办理登机和托运手续，他要乘坐当天早上9点30分的航班从深圳飞北京。他的行李包括5个大纸皮箱、1个黑色帆布旅行袋和1个小纸皮箱，只有小纸箱放在推车上方的铁丝篮里。当王腾业陆续把行李放到安检机传送带上时，柜台人员得知托运物品中有黄金，提醒他到10号值班主任柜台咨询。因为按照相关规定，机场不接受黄金这种贵重物品托运，乘客必须自己携带，或者购买额外占座行李票。王腾业到相距22米远的10号柜台去咨询，而他的小纸箱依旧放在行李车上的篮子里，行李车依旧留在19号柜台附近。

　　而梁丽这边，看到纸箱的时间刚好也是从8点20分左右开始。起诉意见书上，是梁丽“看到行李车上的小纸皮箱无人看管，遂将小纸皮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上，并推着清洁车离开现场进入大厅北部值机柜台区，随后再将清洁手推车推至该大厅北侧距离案发现场76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而司贤利律师从情绪激动的梁丽那里，得到了另一种说法。时间同样是8点20分左右，梁丽在19号柜台的垃圾桶附近看到了一辆放着小纸箱的行李车，当时有两个妇女站在行李车旁边嗑瓜子聊天，其中一个抱着孩子，还把小孩放置坐在小纸箱上。她推着清洁车到两人旁边清扫过，然后离开，大约五六分钟后再回来，两名妇女已经离开进入安检区，而推车和纸箱还在原地。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的格局。这个出发大厅不大，换登机牌的区域内不设休息座椅。从大门进来，38个值机柜台一字排开，以19号柜台和20号柜台之间的远距离分隔为轴线对称分布，这两个柜台都有“超限行李”的标识。而两个柜台之间的间隔，利用装饰植物和各种隔断形成了一个通道，是乘客们进入安检区的必经之路，设有“送客止步”的明显标识和专门的保安人员。通道前方还设立一个玻璃展柜，陈列那些不能携带乘机的物品以作提示。进入安检区的通道两侧，各设立了一个垃圾桶，从位置上看，两个垃圾桶刚好分别邻近19号和20号柜台。

　　梁丽告诉司贤利，她当时真的以为那个纸箱是两名妇女的丢弃物，所以再次过去清扫的时候，就把纸箱搬到了自己的清洁车上，装了14.5公斤金饰的纸箱很沉，但梁丽并没有打开纸箱。她推着清洁车前往靠近38号柜台的16号卫生间，那天在女厕值班的是她的工友杨德英，而在男厕值班的是曹万义。杨德英回忆，那天她站在卫生间门口的时候，“刚好听到梁丽扯着嗓门喊‘老曹老曹，我捡了个东西’”。杨德英顺口问她什么事情这么大嗓门喊，梁丽说自己“捡了一个很重的纸箱”，杨德英当时还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电瓶？”杨德英还记得时间大约在早上8点30分。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指出，梁丽把小纸箱放在了曹万义负责管理的男性残疾人洗手间，而杨德英也证实，梁丽把箱子放进去的时候，“当时老曹要打开纸箱，梁丽不让，说万一有人找过来，是要还给人家的，打开就没有办法交待”。不过那个洗手间是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开放空间，只设有一个残疾人专用马桶和一个洗手台，并没有任何可以藏匿纸箱的地方。

　　王腾业大约在10分钟后，也就是8点30分左右从10号柜台返回，那时候，梁丽刚好将纸箱存放到了16号卫生间，所以当王腾业返回19号柜台的时候，自然发现小纸箱不见了。他在询问了19号柜台人员和行李车管理人员均无收获之后报警，时间大约是早上9点。

　　惊变

　　当王腾业焦急向警方描述遗失物的时候，梁丽的早餐时间也到了。清洁工们的早班用餐时间大约从9点30分开始，他们每人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在候机楼3楼的一处狭小空间里，设有一个微波炉和储物箱，可容纳下三五个人。清洁工们大都会自己带食物过去，五六块钱一份的快餐在他们看来还是贵了。

　　2008年12月9日早上，梁丽和以往一样，在这个小房间里加热自己的早餐。和杨德英一样，一起用餐的几个人也听到她说，捡到了一个“比较重的纸皮箱”。结果工友马银山提出想去看一下，而且提出如果是电瓶，希望梁丽就送给他用于电鱼。梁丽同意了。马银山和曹万义一起下楼到16号卫生间，用指甲刀的铁片割开封口胶条，打开纸箱。结果显露在他们眼前的是用一包包用纸包裹起来的金黄色首饰，两个人分了两包首饰后，马银山离开，而曹万义留在男厕值班。再遇到梁丽后，曹万义告诉她，那个纸箱里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但梁丽不相信，她到洗手间拿出一部分首饰查看，又拿出一件交给另一名女同事去候机楼里的首饰店比较。同事返回后告诉梁丽，首饰是真的。而司贤利从梁丽那里听到了她的怀疑，“根本不相信那会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