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12月9日上的是早班，中午13点30分就下班了。期间她并未听到任何失物招领通知，也没有任何人来找她询问。下班后，梁丽就把这个沉重的纸箱带回了住处。那时候刘建华也在家。他的工作是三班倒，12月8日刚刚连着上了一个大夜班，12月9日早上下班回家后又请同事过来修电脑，一折腾就到了上午11点多钟，来不及休息就赶上儿子中午放学，又得忙着做饭，等到13点20分左右儿子上学，他才有时间躺下，太困了，一挨床就睡着了。梁丽回家的时候，并没有惊醒在客厅熟睡的刘建华。这一家三口租住的是个狭小的一居室，客厅里支了一张床，里屋还有一张大床，那是他们的老乡离开深圳的时候转送的旧物。刘建华醒来，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儿子书桌上的闹钟，大约是17点50分左右。儿子已经放学了，照例他会和朋友们玩耍一下，在18点之前回家。刘建华赶紧起来准备做晚饭，而那时候梁丽在里屋，她告诉丈夫自己不太舒服，要休息一下。

　　“也就是我起床后10分钟的样子，儿子回家之后，警察就来了。”刘建华回忆，他正光着膀子准备做饭，就来了3个人，都是便衣。他们进门就问刘建华，梁丽是否捡了一个箱子。刘建华有些奇怪，赶紧扯着嗓子叫里屋的梁丽，梁丽回答说“捡了”，然后就从床下拿出了那个箱子。这也是刘建华唯一一次见到这箱东西，“用纸包着，一卷一卷的”。他听到警察说了一句，“你这什么都敢捡啊，这东西值好几百万元”。

　　一家三口分坐两台警车，都被带回了机场分局。刘建华和儿子留在大厅的长凳上等候，而梁丽被单独带进了审讯室，刘建华看到有警察拿了一副手铐进去，心里顿时紧了一下。等到他和儿子完成询问笔录，时间已经是当晚的21点40分左右。一家人还什么都没吃。刘建华其间抽空出去买了个盒饭，还从家里带了件棉袄过来，想一并拿给妻子，可警察只让他把东西放在外面。回家路上儿子很疑惑地问他，“妈妈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回来”，刘建华还找了个理由安慰儿子。那个时候，刘建华只想着，“可能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明天弄清楚了，梁丽就能回家了”，内心虽然疑惑，但并不太焦虑。

　　可真的到了第二天，12月10日，刘建华没能等来梁丽回家，反而等到了公安局的电话，通知他去取梁丽的《拘留通知书》。刘建华赶紧到机场分局询问，警方给他的答复很简单，“还在侦查”。刘建华在家待不住了，下午就到机场B号出发厅去找梁丽的工友们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那些清洁工们也跟他一样疑惑。他们的感慨大都一致，“听起来像是个玩笑，怎么一下子就会被关起来？”

　　刘建华尽了他最大努力去还原12月9日早上的事件，但他能得到的依旧是碎片。值机柜台的值班人员每小时轮换一次，他没能找到当天19号和20号柜台8点到9点档的值班人员；虽然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时间段在临近垃圾桶的安检区入口处当值的保安，但对方只告诉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知道。这让刘建华很无奈。

　　刘建华能做的只剩下焦虑的等待。大约1个月后，曹万义和马银山被放了出来，而梁丽依旧在看守所里，这让刘建华更加焦虑了。

　　悬疑

　　刘建华掰着手指头数过，在梁丽被关押5天后，12月14日，警方迅速召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一起机场金饰盗窃案告破。发布会上警方强调的是这起盗窃案“9小时就得以迅速破获”，次日广东若干份报纸上都出现了类似通稿。这让刘建华实在揪心。他去公安局问，可他得到的说法依然是“还在侦查”。

　　大约1个月过去，同为河南老乡的马银山放出来后，很快就带着女儿到刘建华家里来过。刘建华感叹，“老马是个老实人，快50岁了，没念过什么书，也不识字”。马银山也只能简单告诉刘建华他所知道的，并不能解答刘建华“梁丽为什么还不出来”。三个人里唯一算得上有文化的是曹万义，在他放出来后，刘建华只跟他通过一次电话，还是刘建华主动打过去的。在电话里，当刘建华提出疑问的时候，曹万义很肯定地答复他，如果梁丽一个月还没被放出来，那就是被批捕了。从起诉意见书看，梁丽的确在2009年1月14日被批捕。刘建华也是辗转从其他人那里听来一些老曹的经历，他是湖北人，据说曾经当过兵，退伍后还在某个地方公安局里找了个工作。三个人里，老曹应该是“最懂法的”。

　　刘建华求助于律师，已经是2009年3月份之后的事，他辗转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了司贤利。2009年4月13日，司贤利第一次在看守所会见了梁丽，“情绪很低落，也很激动”。梁丽最担心的是儿子，她让司贤利帮忙转告丈夫，儿子要是调皮有什么不听话要好好说，千万不要动手打孩子。梁丽的母亲终于还是从二女儿那里获知了消息，不顾家人阻拦，4月19日一个人坐火车来了深圳。77岁的老人这些天陆续见到记者，都会当成救命的亲人一般热情，老人家怎么也想不通，勤俭本分的女儿怎么会被关起来，她絮絮地念着女儿的好，泪眼婆娑地感慨，“这家里的日子刚好过一点，女儿就又遭了罪”。老人家来的时候，刘建华的出租屋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小外孙在洗澡的时候偷偷拉着她看自己身上的伤。当然是刘建华打的，但儿子并不怪他，他知道家了出了事，自己的学习又退步了，爸爸一时气急，才动了手。原来的出租屋太小，闷热，老人不适应南方的潮热。刘建华很孝顺，4月25日就另租了一处较大的新出租屋，月租也从300元增加到400元。

　　刘建华从来没有想过为妻子求助，他觉得不管怎么说，梁丽把箱子拿回了家，“就算是捡的，也不光彩”。不过事有凑巧，他又一次去找司贤利讨论案子的时候，刚好遇到当地某报深圳站记者也去找司贤利询问一个案子，这名记者意识到了梁丽案的新闻价值，稿件见报后，果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让刘建华讶异。刘建华大专读的是企业管理，并不懂法，为了妻子的事情，几个月来也读了一些法律书。当然，他依旧不能完全理解那些艰深的法律理论，不同观点的法律界学者们的争论，也会让他有些疑惑，“都是那么有学问的人，可怎么观点会出入那么大？”

　　事实上，各方观点之所以如此争议，关键还是在于此案的基本事实证据并不明确。司贤利也很无奈。当案件从深圳市检察院被转交到宝安区检察院，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后，司贤利曾经到宝安区检察院申请阅卷，被拒绝了。刘建华跟着司贤利一起去的，看着律师“和警方辩论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阅卷”。

　　争议

　　司贤利也觉得，更严谨地说，梁丽的案件到目前为止，仍是一起证据不足、尚须补充侦查的案件。但从目前他对案件的分析，如果将来要上法庭，他会选择为梁丽做无罪辩护。

　　不过目前此案尚未进入起诉阶段，假如检察院做出不予起诉决定，而金龙公司又不自诉，那自然是皆大欢喜，梁丽可以很快回家团聚。这也是刘建华最期待的。但他理性地想了又想，还是不敢做这种乐观期待。而假如案件最后进入法院，那么就将交由法官来裁决。在选择需要严格审查的事实前，任何法官都会提前做一番理论推演。既然检方可能以盗窃罪起诉，那就要看，要想证明梁丽的行为构成盗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事实要件。在刑法理论中，盗窃罪的行为，是指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也就是说，梁丽拿走箱子的行为，究竟是“拾取”还是“窃取”，取决于箱子当时是否由物主“占有”。如果事实上仍由物主“占有”，哪怕梁丽秉持“拾取”之心，甚至有过归还之念，客观上也构成盗窃。如果箱子已脱离物主或保管者的“占有”，就变成了民法上的遗失物，只要梁丽没有拾而拒还，就无须承担任何罪责。因此，本案的关键，即在于对“占有”的判断。

　　刑法上的“占有”，并不是说只有搁在家里、揣在怀里才算“占有”，养在池塘里的鱼、丢在车里的笔记本电脑，即使主人不在，仍算“占有”，撬别人车拿别人东西，就是盗窃。事实上，某物即使在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比如，别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即使没上锁，也是他人占有之物。在梁丽事件中，箱子与物主曾发生过分离，这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物主嫌推车不方便，暂时将箱子放在那里，准备问完事情再回来取，不过，考虑到箱子里的财物价格不菲，这样做明显不合常理。二是物主急着办事，疏忽大意，将箱子落在垃圾桶旁，事后连自己都忘了方位。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再加上地点特定、时间不长、距离不远，就可以推定，纸箱仍在物主的“占有”下。日本就曾发生过类似一起案件，某人离开酒店时，忘记拿走放在店内装有现金的手提包，走了约300米远后，忽然回想起来，立刻乘车返回原地来取，但包已被人拿走。日本法院的判决认为，手提包仍在所有者的占有之下，非法拿走者构成盗窃罪。但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物主不知道财物具体位置，即使财物与他分离时间不长，距离很近，也不能认为财物在他“占有”下。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到底财物与物主分离多长时间、所在位置间隔多远，才能认为在其占有中，这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通过这番理论推演，可以发现，本案一旦进入庭审程序，法官重点审查的证据，首先应当是机场摄像头的现场录像，录像将证明梁丽拿走纸箱时，距离物主离开究竟有多长时间，现场情形是否足以让她意识到纸箱属于“遗失物”。其次，物主的证言也十分重要，到底他是临时放置，还是疏忽遗忘，这种“遗忘”，是否足以达到令他无法在机场内找到纸箱的地步。这些证据，将决定梁丽行为的罪与非罪。至于她事先对箱内财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事后的种种表现，恐怕只具有量刑方面的意义。■